网站首页 > 阮海彪:死是容易的 >


  刹那间,我被感动了。我想起了已别我二十多年的慈婆婆和她唱歌时的那副庄严的神态。我轻声向身旁一位留着长发的男青年询问:“这是什么歌?”男青年正忘情地唱着。他没有因为我的打搅而起愠,友善地微笑着告诉我:“赞美诗。”我记住了。后来,我在清沁堂的办公室里买了一本。绵薄的黄纸上,铅印着一首首诗,没有乐谱。我学不会。就随便丢了。后来,我没有常去清沁堂。我那日趋僵直的关节,并未因去而见好转。据说耶稣象观世音一样大慈大悲,他不肯赐福的人,皆因那人品质有问题。我何必再到教堂里去怀疑自已有罪呢?

  “老公公呢?”那天,瞌睡中,我听见一个拎马桶的女人问老婆婆。我至今记得老公公的长相。我微睁开眼,见老婆婆随随便便地指指天空。湛蓝的苍穹,有几朵悠闲的白云在飘逸。老婆婆见她不解,又悄悄地带着一丝神秘地说:“放松去了……”放松、放松是什么意思?等那人走后,我问老婆婆。她的嘴一瘪,用那多皱纹的老脸凑向我,看了我好久好久,才颤颤地说:“做人苦啊……”

  做人苦,苦似乎还有尽头,那就是“放松”。当即,我下意识地抚一抚还在隐隐作痛的胳膊,忽然感到了一种朦朦胧胧的轻松感,并且莫名其妙地轻松了好长一段时间。

  解放前,我家这排房子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房子对面,是赫赫有名的徐光启的故居。原先有九幢。俗称九间楼,现在只有七幢了。二楼间,有一排飞檐。据说是典型的明代建筑。一九八三年,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电视台、报社、博物馆一批批的派人来。“他们在九间楼前的空地上竖一块石头。竖石头的那天,副市长也来了。轿车把整条马路都塞满了、在没有竖石头前,九间楼实在没什么惊人之处。唯一留存下来的那扇雕花木窗,一九五八年房屋大修时被拆除了。

  楼内的格局,更是七零八落,连接九幢房的长廊,不知在哪年哪月被哪些人—一隔断了。竖了石头以后,它也依然故我。我家这一排属于高平房,都是店面。从西数过去:馄饨店、杂货店、南货店、棉花店、箍桶店、剃头店、洗衣作坊……公私合营前后,这些店面差不多时间都关了门,只剩下隔壁的南货店。于家伯伯过去是南货店的老板,现在是店里的职工。邻居们喊他:“于先生”,而我喊他“于家伯伯”。他是阿文的爸爸。

  一天,又一次发作,是左肩关节。那痛,象关节腔里插了把利刃——不,不象利刃。刀子的味道,我尝过——象被人狠命塞进一团回丝,胀痛,一跳一跳的,不能平躺,不躺又困得要死,因此只能穿件薄薄的衬衫忽而躺下,忽而坐起,一分钟更换一个姿势。腊月里的天气,难忍啊。拉线开关的胶木“的子”被我咬碎了,长长的拉线,被我一节一节咬断了。如果可以放声大哭,我哭哑嗓子在所不惜,可是,辛劳了一天的母亲正在我脚后跟熟睡。我努力躺下,试着熬那难熬的疼痛。我编织故事,让依稀记得的童话里的人物纷纷登台。他们来了,不忍心看我痛苦,露了露脸,即纷纷逃走。我又坐了起来。木床吱吱作响。微微摇晃。母亲仰起头,睁着惺松的眼,疲乏地问:“要不,去看一次?”我低垂着头——痛的时候,唯有把头颅深深埋在胸前,才好过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怀着一种负罪感。为什么在我深深垂下头颅的那一刻,疼痛才减轻些呢?我摇摇头,精力被巨痛消耗完了,说话已成为额外的负担。灯又灭了。我努力不使自己晃动。夜又归于宁静。可是,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忽然想到有钱的好处。

  如果,此刻。我有一百元钱(多么大的一笔数字),我就去喊一辆轿车,让母亲和我,坐上轿车,直奔医院;如果有一千元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天文数字),我就去住医院,请一位看护,母亲乐意,就让她每星期来看我一次好了……是啊,钱,等我长大了,第一件事,就去赚钱,赚遍世界上的钱,包下整座医院。让所有象我一样的人,都能住进医院……可是,现在母亲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一个月两三次去医院,再多的钱也要用完的。医院的路,看来行不通,我应该走另一条路。“放松”,倒是条捷径。我轻轻推开被子,轻轻坐到床沿。

  床边那只没有抽屉的抽屉洞里,是母亲放药的地方。母亲每夜要吞安眠药。我从抽屉洞里,抓出一把纸药袋。哪一袋是我需要的呢?我为难。万一吞下的是维生素什么的呢?我去摸开关的拉线,拉线被我咬得很短了。“啪”,灯亮了,母亲也醒了。看着母亲奇异、惊慌、甚至略带埋怨的目光,我心里慌张,差点向她坦白我的秘密。于是我哭了,微微颤抖。

  “唉,熬不过了!”母亲叹息着。起身穿衣。我瞄了桌上的闹钟一眼,指针正指向三点。照例,我又推辞了一番,不愿去。母亲不与我罗嗦,替我穿起了衣服。住在阁楼上的大姐和哥哥被叫醒了。大姐拉开了门,门外寒风呼啸。她去敲隔壁于家的门。约过了半小时,大姐回来了,手里拿着黄鱼车的钥匙。奇怪,我不觉得痛了。钥匙似乎能止痛,我等了一夜,似乎等的就是它。

  推开门,胖墩墩的于家伯伯披件棉袄,正在调车头。那车,是南货店里的。他边将车尾靠向我们,边嘀咕着:“作孽啊,小小年纪…

  …“一副菩萨相。他伸出肥厚的手,托住我的右胳肢,把我轻轻托上车。他为我拉拉帽子,让海夫绒的那一面裹住我的脸颊。隐约的星光下,我见他怔怔地看着我。大姐骑上车母亲和哥哥用他们的躯体围住我。我们向漆黑的、寒风猖獗的街的尽头驰去。车过了五六米,我回过头:在我家门口,在那排不太高的平房下,有个臃臃的身影默默地位立着。

  我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于家伯伯那套动作里缺少了某些东西。往常,他拉来车,扶我上车,总要送我去医院,被我母亲婉言谢绝后,他准会问:“钞票够吗?多带些,方便……”要强的母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向他借一些。但是,到了发工资,哪怕再晚,也要敲开他家的门,把钱还给他。老辈的人,彼此之间是十分了解的,尤其象他们这些从小本经营中熬出来的人。

  于家伯伯年轻的时候,据说十分巴结。他先是在十六铺那家大南货店学生意,后来,赚了钱,选了这间朝南的店面,开了爿两开间的南货店。正当他生意做得火红,解放了。大合作那年,他店里派来一个年纪轻轻的公方经理。那经理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于家伯伯把阿胡子当大领导。要不是那个爱哭的阿文,于家伯伯和阿胡子定会非常融洽地一直相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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