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阮海彪:死是容易的 >


  他的名字也奇,与当时正蒙难的罗氏大将只差一字。尽管这样,他一点也不觉得应该作些兔死狐悲、夹紧尾巴做人的表示。他身高一米七九,喜欢双手插裤袋,站在“九间楼”前的青石板上。他总是穿一条肥大的,镶有暗红嵌线的警裤。裤腰随随便便、松松垮垮地系着,终年蹬一双锃亮的老方头牛皮皮鞋,那是公家发的。他是一名警察,但在哪个部门工作,谁也不知道。他虽然干那一行,却从不见他穿制服。他爱穿便服,服饰在当时要算是很精美的,甚至还可以说是相当时髦。他相貌英武,微凹的眼窝,鹰钩鼻,方方厚厚的下巴中间有个“心”字型的凹陷,还有一脸络腮胡子。他说话嗓音纯厚,悦耳,响亮,有股浓浓的鼻音。他每讲完一句话,总喜欢噘起下嘴唇,紧紧抿住上嘴唇,这动作有异样的魅力。歌,他唱得很好。据说,有一次他在千人大会上表演过独唱。公开场合,他总是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而其它一些当时允许唱并且提倡唱的歌,他一概不唱。原因呢,我听他儿子说:“那些歌,不配唱……没有力道。”在私下场合,在他自己家里,甚至在他家那个小天井里,他便会旁若无人地大唱特唱《乌苏里船歌》、《克拉玛伊之歌》在当时,唱这些歌是需要有些胆量的。我至今还记得的一句残缺不全的歌,就是从他那儿听来,潜移默化印在脑子里的。“……你要问那阿娜尔罕长得怎么样呢,哎哟,那黑眼睛、长眉毛、人高大,哎哟那可爱的阿娜尔罕,就象一朵美丽的鲜花……”末尾,还要来句“的、的、的蓬嚓”。就这首歌。几乎风靡了“九间楼”附近的几条马路。年长我几岁的小男人,吃过夜饭,就拉开喉咙大声唱,等唱到那句尾声,“的、的、的蓬嚓”时,就来个众声合唱——可惜,那首歌,在他们嘴里唱走了样子。他们唱不好它。他们没有他那样的麻荔枝般的喉节。

  朦朦胧胧的,也不知何年何月,这位“阿娜尔罕”走进了我的生活。尤其在那漫长而又寂寞的病榻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陪伴着我。有时候,我总隐隐约约觉得,我将来的妻子,一定是位黑眼睛、长眉毛、又高又大的女人。

  “外国人”,即罗氏兄弟的父亲,几乎成为一群大小孩崇拜的偶像。而他也确实够他们崇拜。凡是值得玩几下的东西,他无所不精,无所不能,无不出人头地。放鹞子,放入放“瓦片鹞”,他放“人鹞”

  ;别人放人鹞“,他放又长又漂亮的”蜈蚣鹞“。斗蟋蟀,他更是堪称专家,不论哪种蟋蟀给他评定,他总会找出贴切的名称:”黑头“、‘铁头”、“青板三色”、“蓝衣白条”。他家有许多蟋蝉盆,靠大衣橱、顺墙脚一溜排着,雪青青的,一律色的“天落盖”。每只盖上,统一有叶型的黄铜片。他那养蟋蟀的工具,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在我们这一带很有名气。当时,我就怀疑这些东西的来路。他父母传给他的?自制的?那时候“四旧”已经扫过好几回了,要觅这些宝贝,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不知怎的,我从小就对这些东西不太喜欢。

  我记得,在中学时代,我养过一条金鱼。刚买回它的时候,它是金灿灿、胖乎乎的。养了半年,我突然发现它变成白沓沓、精精瘦了。我心里难过,好象很对不起它。难过之后,我还为自己找到了理由:在那半年里,我进了四次医院,有一次还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它没有被饿死,已经要算它命大了。后来,我便把它送给了我最要好的同学唯群。唯群不要,因为他养的都是珍品:红高头。我苦苦哀求,唯群才勉强同意。但事后,他从不提起我那可怜的它。我也不去问他,我怕听到不幸的消息:它早被唯群扔了!

  “外国人”是警察,他养蟋蟀,在当时的我看来,总有点不伦不类。但,那年风行毛主席像章,他一下子又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也把我对他的那点芝麻绿豆的怀疑,一下子吹得烟消云散。什么像章他都有:最小的一枚只有葵花籽壳那么大;最大的,有语录本那么大。那些东西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一种最最普通的印有毛主席头像的“为人民服务”,据说刚上市可以换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只要“外国人”有空,他总是在胸前别着至少两枚,双手反剪在背后,挺起胸脯,站在那块青石板上,用那犀利发亮的凹眼,来回打量那些过路的人。过路的行人,也向他行“注日礼”,紧盯着他的胸部,直至头颈发酸。不过,这种清闲时刻是很难得的,没几分钟,他的周围便会出现一群小男人,还外加几个大姑娘。于是,他便说:到某某日,他再让大家见识一下某某样的像章……

  “外国人”的嗓音浑厚,悦耳,又很会说话,一句句妙语联珠,很少停顿。而且话题天天翻新,每次有令人激动的内容。看见他,我脑子里自然而然会浮现出李铁梅的一句唱词:“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盛极而衰,而我又是最早从他身上察觉到这一点的人。

  几乎天天黄昏,只要他那只柳条藤椅往马路上一摆,附近三十米内正在喝粥吃饭的小男人,就会不约而同加快咽喉部的运动速度,他们怕占不到好位置。大家都爱听他的故事。故事精彩且不说,什么“包公断乌盒”,“长辫子张青”,“上海白癫痢和山东马永贞”…

  …他说得也道地,嗓音道地,表情道地,兴来时还能拉出几个京剧武生的功架,把见识不多的少男少女们弄得眼花缭乱,似痴如醉。他说到那条神鞭似的长辫在张青头上挥舞,嘴里“呜呜呜”地作着风响,双手把那折扇抡圈摆动,真是高手。不过,我不喜欢他太入神了。因为,这样会使人胆战心惊。当他说到:“屋顶上格楞楞一阵响,腾的,飞来一条白影。那白影被白布严严密密包着,只露出两只鸭蛋大的眼睛,一步一步向前逼来……”说到这里,他那双凹眼就会闪出凶光,紧紧盯住你,一步一步朝你逼来。这时候,胆小的,总会“哇”的大叫一声,跳起直往家门冲去。因此,选择听故事的位置很有讲究:坐得太远,怕听不清楚,坐得太近,怕他进入角色,用眼睛的凶光吓你、逼你,甚至偶然还会吃到一两支“飞镖”,或者尝尝“鬼头大刀”的滋味。有一次,大头一连吃了五支“飞镖”,一次击中门面上,鼻梁都肿了。不过,这也怪他自己不好。因为大头一被带进书情,他的手就会停止不动,忘记“工作”。此刻,“外国人”那双长满又粗又黑的长毛的腿正搁在大头的腿上。那大头常常要扮演“债务奴隶”的角色:为他搓脚丫。“外国人”的那双脚,我在五步之外看见都会恶心和害怕。大脚趾甲又厚又黄,象只田螺壳,小脚趾几乎没有,缩进了脚板里,而且满脚都是粉屑屑的老皮疙瘩……让这样一双脚,搁在自己的大腿上,而且还要你不时伸出用来吃粢饭和抓油条的手指往那缝缝里搓,啧啧,我真为大头感到委屈。不过,他不搓,又怎么行呢?

  因为大头那时的身份,只怕坐加座也不够格,现在让他坐前排,当然要来点“勤工俭学”。有时候,在头的手势稍为有点散懒,他就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外国人”的脸和嘴就是灵敏度极高的监视反应仪。

  你看,大头的手势慢了,甚至停了,就是故事讲到最关键之处,“外国人”的嘴巴也会立即不动。人们便知道,大头在偷懒。于是,一片吆喝,甚至一记头拓,使大头又开动了机器。这当儿,总有人充当张龙赵虎的角色……

  那年,我的小腿刚开过刀,伤疤还没长好。我不敢到处跑,吃过晚饭,见人们把“外国人”围停当了,我才端只凳子坐在外圈,侧转头,伸长耳,静静地听。说实话,这样听故事很吃力,有时风向不好,传来的是只字片语。不过,不要紧,那些中断的空白,可以被我那很出色的想象所补充。因此,这种远距离的传真,对我还是适应的。有一次,天闷热,没有一丝风,我把小凳子稍稍向他们靠近了些。我的动作,早被“外国人”察觉了。他正在讲曹操与袁绍打仗。曹操大败,卷军从许昌出逃。这时,他讲到:“一路上,悲啼千里,哭声遍野——”便朝我瞥了一眼。我敏感,他的眼色里有一丝鄙夷的神色。果然,他说了:“其实,曹操人称盖世奸雄,依我看,他还是妇人之勇,甚至狗屁不通。你看看,那些老弱病残,要他们干什么,还不如统统给我杀了!这样就可以轻装上阵,争夺天下……接着,他便借题发挥,讲起我们的民族。他说,我们之所以落后,就因为人多,不但人多还要保护残废人。古希腊斯巴达克人,就不对残废人怜恤,老弱病残,统统要杀死。说到这里,他不断用眼光逼我。我吓得忙低下头,不敢扭动身子。果然,他对我点名了。他说,比如说象我这种病,在斯巴达克人中就不会存在,因为他们那里,男孩子不满月,就要割”包皮“,包皮一割,流血不止的,就要被杀死……听到这里,我满脸通红心跳不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包皮“为何物,我所以脸红心跳,是因为他太残酷了。他要杀人,要杀我,哼!就在他津津乐道大讲”

  包皮“为何物的时候,我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听他的故事。

  我开始对“外国人”产生了敌意和仇恨。不过,要理由十足地恨一个人,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正象我们现在评先进,总要摆上几条先进事例,那时我恨他,也要有几条供我恨的理由和事例,这样,恨起来才会理直气壮,恨得深且透。他那现在我想来有点叔本华和尼采色彩的理论,在那时,我认为还不可作为恨他的理由。因为,那是他随随便使说的,再说,他也不会真的要杀我这样的人。于是,我开始关心起他的一切。他的一切,在当时的我看来确实是很伟大的,是无可挑剔的。因此,有一段时候,我是很伤心的。后来,我终于发现了,他在午饭后,总喜欢穿着短裤随随便便乱睡,而且,每次,我总发现他在熟睡的时候,把手伸进裤裆里……于是,我断定他是个下流坯。

  我高兴了,再也不为听不到那些很精彩的故事难过了,还有了种不屑与他为伍的自傲感……

  六年前,当我被那日益严重的疾病弄得心灰意懒,几乎想轻生的时候,传来了他死亡的消息。在上分钟里,我的心绪立即进入到一种经常出现的空旷而深邃的境界里。我想,可以活,就尽量活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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