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十三

　　“真的，没什么，我感冒，哦，不是，我在写篇东西，略略动了点感情，抑制不住，所以才，才……”他捧起桌上零乱的散稿看了起来。

　　他看了几行，似乎看不到足以使他动情的地方，于是，他皱起眉头，不高兴了。他以为我在骗他。这样，事情似乎变得有些麻烦、复杂了。

　　在他一再的追问下，我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有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是光辉的、自由的、幸福的，这是人生的权利。如果在投胎之前，我知道我将得不到这些，那么，我宁愿不投胎，在冥冥中昏睡它数千年，永远不做人……”我说得有些激动，“可是，我的一生呢，应该有的，统统没有，不应该有的，却统统给了我……这一生，我活得不痛快呵……”我动情了，鼻腔里几乎要喷出点什么。

　　我马上调动意志力去控制泪囊，但已经迟了一步。这下他相信了，又费了许多口舌来安慰我。他的歉意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他以为他仅是不该重新把我引哭了，然而哭与哭是不一样的。哭就象恋爱，初恋是痛快淋漓的，第二回总有些矫情。

　　我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接着又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从这间到那间没有走廊，好象也没有门，但有墙壁。墙壁都是白的，但不是雪白，是灰白，仔细看有些淡淡的污迹水痕……

　　梦里常常有这样的景象。起初我有些畏惧。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我的一生不就是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的转悠过程吗？

　　我又被送进了那些房间中的一个。那时的观察室，简直象难民营。

　　三十多平方米，放着二十多张钢丝床，床与床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尺光景。那钢丝床矮矮的，离地面两尺许。地面终年潮湿，护士补液时不留意喷下的各种药水，病人的尿液，下雪天被雨伞带进的雨水……

　　湿粘粘的气息似乎从地面直侵人的骨骼。床与床挤得那么紧，一旦有人结束生命，几乎会在你眼皮底下举行告别仪式。在我那不太长的生命史上，已有五十多人在我眼皮底下告别了人生。多数人告别人世的那一刻是残酷的。是异常痛苦的，是使人无法忍受的。有时，我想，仅因这一刻的痛苦，人就不应该光临人世。在一阵呼号、挣扎、呻吟、转辗之后，一具被改变了称呼的人体就从你的头上抬过……

　　那年，和我邻床的是位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他正处于弥留状态。可是，已经三天了，他还没有咽气。他被父母、亲友、同学的悲哭声包围着，整幢房子震荡着滚滚滔滔的悲恸声。围观的人，看着这张年轻、英俊、清秀，但已渐渐转成死白的脸，无不为之扼腕叹息，甚至陪着一掬同情之泪。连那些一向对死人熟视无睹的护士，也不时前来问长问短。

　　三天里，我的听觉、触觉、感觉几乎是浸泡在酸醋里。看着那张痛苦的白脸，我总想到自己。那天，他的那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小阿姨来找自己得了重病的外甥。是她外甥的容貌脱了形，还是我的脸和他有相似之处？要不，就是我躺的位置不对，脑袋向着狭狭的走道，使人辨认不清，反正，她竟然喊着她外甥的名字，差点亲见地坐在我的床沿边。发觉认错了人以后，她红着脸，连连向我道歉。

　　住观察室的人，是不会感到寂寞的。除了疼痛、难受，如有兴致，你尽可以冷静地观察。观察所有的病人，以及他们的陪客、探望者。

　　观察病人与探望者的关系，探望者与探望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感情、身份和职业。两三天住过，你便对观察室里所有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有了大致的了解。我喜欢这种观察，它使寂寞的病床生活有了生气和乐趣。我对那位大学生以及他们家庭的了解，也是来自这种观察。

　　开始，我以为他有许多兄弟姐妹。因为，这里，要数他家的来人最多。后来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那是个大家庭。凡有小阿姨、大外甥关系的家庭，必是多子女的大家庭。多子女的家庭，大体上是不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是他们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前年高中毕业，高考落第，他便关在家里苦读了一个春秋。他的母亲哭着说：“我每天中班回家，总看见他在灯下读书，给他吃，他也不吃，要他早点睡，他总对我说：妈，你先睡，我还有最后两页……”就这样，第二年，他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他的大阿姨哭诉说：“那时候，他多神气噢，弄堂里所有的老人都到车站去送他，他穿件军大衣，身子又高。我要他常来信，他点点头，说，尽可能多来，不过，到那时，恐怕学习紧张，没有空，请阿姨原谅……”他父亲补充说：“只读了半年书，共来过五封信，最后一封信，还寄来一张彩照，是和他的外国教师合拍的。那时，他还精神，只是面孔瘦得厉害，当时，我真担心他读书用功……”他的小阿姨哭着说：“那些外国专家都喜欢他，一进校，就当上了学习委员……”是的，那是可以想象的。一米八的身高，秀气的脸，再加学习勤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怎么不招惹老师和同学的喜欢。他的前途本该是充满阳光的，毕业后，很有可能当外交家，或者成为一名陪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什么的。可是，这憧憬只有半年就结束了。据说，北方要吃粗粮，他吃不惯，还是吃了。还说，这样省钱。半年里，他只向家里要了陆拾元钱，说是买词典。他妈妈要给他结毛衣，他立即来信说，“妈妈，买毛衣的钱，还是为我存着，等我存些钱，寄给你，凑足数，你给我买台录音机——那是学习用的。”他父母还没有回信，他就回上海了。一学期的学习结束了，他回沪探亲，顺便看病。他回家后，消瘦得更厉害，还吐。

　　父母看着心疼，通过多方关系，才来到这家市级医院。没两天，报告就出来了：胰腺癌，已是晚期。只读了半年书，当了半年大学生。他本是来上海探亲、拜会同学朋友，欢度新春佳节的，结果却住进了医院。病房紧张，住不进。他就住进了这个肮脏、拥挤、嘈杂、难民营似的观察室。他的思绪还没有来得及适应这个环境，就被癌细胞强按在这张吱吱作响的钢丝床上了。

　　春节，他是在这里度过的。亲友们，一批批地赶来，还有同学，过去的老师……我是元月初八住进观察室的，看到的他，是一张痛苦的、眉头紧锁的脸。他扭着身子在床上翻来滚去，痛苦地呻吟着。那呻吟是残酷的，毫无顾忌。是的，他还年轻，顶多二十一岁。他没有理由把痛苦的喊叫、呻吟深藏在自己已经糜烂的躯体内。命运对他是残忍的，难道就不允许他发出些抗议？他喊叫，谁也没有劝说、阻制他。人们都原谅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