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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耳畔忽然没有了禾润的声音,我这才发觉自己走了神。禾润也发现我没在听,故而戛然打住。我没听到他又说了些什么,但我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是戛然“刹车”的。我不能向他表示歉意,这样他会更受不了。他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向我敞开心扉,可是我走神了,去想到人类什么的,真对不起他了。我只能打个呵欠。

  “你累了?回去吧。”

  “不,不要紧的。”

  “回去吧,外面很冷,你要当心身体,我送你回去。”

  “不要了。你走吧,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

  “好的。你路上小心,注意身体!”

  “再见!”

  我们彬彬有礼地分手。我们都恢复了常态,这样,我们都觉得很自然。刚才,当我们把埋在心底的话翻腾出来的时候,彼此都好象在演戏。假作真时真亦假,不错,不错。

  我蓦然又想起件事来。去年夏天,我到崇明农场去看一个朋友,不料第二天我的膝关节又肿胀起来,不能走路。那朋友连忙想法用车把我送到南门港。到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末班船的票子都卖完了。

  朋友将我安顿在候船室里,自己跑去和售票处情商。我靠在长椅上东张西望,忽然,我看见了一张非常熟悉的脸孔,情不自禁地“啊”地招呼了一声。那就是罗宾。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本来,他住在九间楼的时候,我还是个小萝卜头。我们原没有什么来往,他认识我倒才怪呢。我也并非想跟他打招呼,只因为他现在的脸庞变得大象他父亲“外国人”了,一个迷糊,我就叫出声来。看见他疑惑地盯着我,我很不好意思,只能硬着头皮说:“你不认识我了?你叫罗宾吧?”

  “对,”他抱歉地笑了笑,“你是谁,我实在认不出来了。”“我就住在九间楼对面,南货店隔壁,弟弟,你还记得吗?”“弟弟?哦,记得,记得……”看他样子,肯定是什么也不记得了。“你好吗?”

  “还可以。”“来出差吗?”“出差,”他敷衍着,突然说,“我父亲平反了,你知道吗?”“哦,那好。”其实,我心里觉得很奇怪。

  他对一个很不熟悉的老邻居说这些干什么,况且,在我的心目中,他父亲一直是个十分高大的形象。“他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一九七九年就平反了。”“好的,真好……”

  “你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他是活活被折磨死的。现在好了,总算平反了。”“是的,是的。”“他死了,我们连骨灰也没见到,现在,在革命烈士公墓里给他放了个空盒子,平反时我们就提这个要求。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要求这一点……”“嗯,应该,应该这样。”

  ……直到放客,他一直翻来覆去在说这些话。他的口才真比他父亲还要好,能这么不厌其烦地说,说得你不能不听,而且一辈子忘不了。

  最终我和朋友未能乘上这班船。但是,由于我朋友的出色努力,我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待遇,搭乘上了回吴淞停靠的一条空船。整条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乘客,简直是国家元首的规格了。船舱里空荡荡的,船员们在打扫卫生,冲洗甲板。我朋友不断地说着话,想以此分散我对疼痛的注意力。我却由于想着刚才遇见罗宾的事,显得好象有些闷闷不乐。“你痛得厉害吗?”朋友终于忍不住问我。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就把那件事对他说了。“他父亲是条好汉,”我说,‘他说过要消灭我这样的人。我不能接受,但也不能说他的话毫无道理。结果呢,要被消灭的我还活着,他倒被人消灭了。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太合理的。“

  朋友笑了起来,说:“你很幽默。”

  这是幽默吗?是的,我很幽默。

  我在八岁的时候,就知道死是容易的。现在,我也只不过知道,死是容易的。这也很幽默。

  睡到床上,我忽然想到,是不是能向上苍祈求给我一个美梦。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个好梦,他也许会答应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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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3—6月于上海作协第一期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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