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点钟，总编室上班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差，马文元走进了办公室。推开关闭
了一冬的窗子，落下来一大片尘土。他掏出手绢来，使劲擦了擦又瘦又小的手。
    又是一个春天！桃花枝儿都要闯进窗子里面来了。为什么春天每年来一次，却
不使人觉得厌烦呢？
    十点一刻了。在十点到十一点中间，电话铃应该响一次。
    往常，每一次总是还不等把听筒放在耳边，里面就哇啦哇啦响起震耳的声音。
总编辑陈立栋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是一样大的嗓门儿。可是也好，免得听不清楚
要请他重说一遍。陈立栋是个性子急躁的人，别人“不好好听”他说话他就要急躁
起来。这位总编辑每天早晨的这次电话总是一面吃着早饭一面打来的。有时不过是
指出哪个版上一个什么标题不恰当。
    有时是紧急传达党省委的一个意见。有时碰上总编辑心情愉快了，还在电话里
和自己的助手分享一下对今天报纸的满意，诸如此类，比如：“文元，怎么样，你
看今天这张报纸……？”
    一听这声音和口气，马文元总能够大体上猜到总编辑最满意的是什么。果然，
没等他回答，那边声音又响了：“头版高厅长这篇专文有分量，有分量。收集些反
应。……三版这篇经验也还可以，组织部这回该没有意见了。……收集收集反应…
…”这当然是少有的最好的情形。总编辑是不满意报纸现状的时候多，电话里通常
都是指出当天报纸的缺点，提出对下一期报纸的具体要求：从社论到图片，甚至连
版面的安排，都作些指示。在这些指示里，常常不无指责的意思：看，你这个总编
室主任，工作得这么作才行啊。
    马文元每天的工作，就是从这个电话开始的。其实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是这
样开始，整个编辑部一天的行动也是由这个电话决定的。比如，从省委会议上得到
的启示，常常使总编辑发现必须组织一版文章集中谈一个问题——比如说准备种籽
或是积肥。于是，十一点以后，编辑部的各个部门就都行动起来了：农业组自然是
最忙的，党的生活组也闲不了——需要党组织这方面活动的经验啊，文艺组如果不
去写快板，也得采访一个什么先进人物……
    ……看来今天是个最平常的日子。马文元一面翻着今天的报纸，一面揣测着总
编辑今天可能提出的问题。一版登的党市委决定七天之内消灭全市的麻雀这条消息，
可能标题字号小了一些。陈立栋可能又要半开玩笑半指责地说：“怎么，信心不足
么？”说实话，马文元对于七天之内结束每只麻雀的生命确是半信半疑的。可是不
管怎样，头条总是头条。关于本省先进生产者吴长海的报道，他还会嫌少的，昨天
说要半个版的，可今天连三分之一版也不到。
    习惯真是个怪东西。每次电话铃一响，马文元心里就一跳。现在电话铃不响呢，
他又着急：十点三刻了，还没有指示，这一天的工作可怎么安排呢？
    有人敲门。工业组的组长张野进来了。他，最年轻的编委，党总支委员，一手
好文章……他总是轻松的，愉快的。
    他微笑着，把一份打字的文件递给马文元，就在沙发上坐下来，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春天从敞开的窗子爬进了这个房间，盛开的桃花丁香混成那么浓的一股香
味，就仿佛鼻子都能碰到它了。
    这是一份工业组的五月分报道计划。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报道就占去了
一半发稿字数：都是报告，发言，写先进人物的通讯。马文元在这个名单里发现了
几个非常熟悉的人物……
    “这些人不是从前年就宣传过了么？”马文元微笑着说：
    “去年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时候，又宣传过一阵……”
    张野走过来伏在桌边上，看着那排名字，简短、肯定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旗
帜啊，全省全国的旗帜。”
    马文元瞅了瞅他，想反驳，却又止住了。他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去年积极分子大会就是整版的发言，事迹，这次还是？
    也许是因为他们今年又有一些新的事迹？哦，还有些新的英雄模范根本没有宣
传过哩！”
    “人家的大会就是这么开么，一个个代表介绍自己的事迹，这总会有人家的道
理的。”张野又带点神秘地把嘴凑过来，低声说：“我打电话问过北京市的两个报
纸，都是这个报道法……”然后又笑了。
    马文元也跟着笑了。可他本来是不想笑的。他不喜欢张野这个人。这几年他学
会了冷静地、甚至过分冷静地观察别人和剖析自己。在方才张野这一笑里，包含着
什么意思呢？自信，欣赏自己办法多——先打电话问问北京，然后再订计划，这还
会有问题？十足的把握！而最妙的是，这些都正好符合总编辑的意图。马文元本想
理说些什么，可是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他没有发表意见的必
要。
    张野又那么微笑着走掉了。他的脸总是那么红润，前胸笔挺，走起路来就仿佛
带着一阵歌声。今天他又穿上了崭新的银灰色的嘎布丁中山装。是啊，今天是他的
好日子，未婚妻要回来了啊。
    马文元叹了口气。他从张野想到了自己。不用照镜子他就知道自己的模样。刚
解放的时候，还不是这样。不过只经过了几个春天，他马文元竟变成这个样子了。
张野这人好像一点内心矛盾也没有，而他马文元呢？……
    电话响了。响得那么急，那么凶。他拿起了听筒。
    省委农业部。又是催着发那篇一个乡的调查报告和批语。
    八千字，将近一个版哪。电话里说话的人为了有说服力，三次提到这是部长的
意见，而部长是党省委常委，他认为这个文件重要……
    看来是非登不可了。事情就是怪。记者们写来的一些稿子，提出了新鲜而有趣
的问题，都没有发表，变成了“内部情况”，而这种又长又硬的内部文件，本是给
少数人看的，却一定要登在有几万个订户的报纸上。
    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忽然，脚步停下了，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身材修长
的姑娘站在门坎上，白皙的面孔上一双特别黑的眼睛调皮地瞅着他。她穿着一身樱
红色夹丝呢的短外衣，站在门里，就像镶在一个镜框里的一幅人像。她的眼睛、鼻
子、眉毛，都不算最美的，可是这一切在她身上显得那么匀称而端正，再加上那付
有时带点诙谐、有时又带点沉思的神情，就更惹人喜欢了。
    马文元觉得他仿佛等了黄佳英很久，而她终于来了。
    “叫我回来作什么？”黄佳英进来就问，在她的眼睛里，马文元看见了疑问、
不满和忧虑。
    电报是马文元发的，而主意是总编辑的。在这个姑娘直视的眼光下面，他不愿
隐瞒，可是又想把这个打击的分量尽量放轻一点。
    “你的信我看过了。”
    黄佳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贾王矿的工人拒绝开会，你参加了他们的这个行动……”
    黄佳英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参加了，还出了主意，”马文元微微地笑了一下。他奇怪自己昨天想过不止
一次，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肯定他是赞成还是反对黄佳英的这个行动。“陈立栋同
志也知道了……”
    黄佳英询问地扬起了眉毛，但紧接着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嘴唇闭得更紧了。
明白得很，总编辑反对她这样作。这是意料中的事。现在，她想知道马文元的意见。
    但是马文元还没有他自己的意见。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局促，他又打开了桌上那
张报纸。不，不是有什么顾虑。他是黄佳英的老上级，在她面前，他是不必隐瞒自
己的意见的。在很多问题上，他同意也同情黄佳英。但是，往往都是在迟一些时候。
黄佳英和一些别的同志写来的稿件引起争论的时候，他一般不是反对的一方。他听
着别人一个个的议论，心里踌躇着，盘算着，直到有人作了结论，他还说不出自己
的意见。
    但是过上一两个星期或个把月，他会豁然开朗，这时却已经没有谁再有兴趣听
他的意见了。
    “会议多，是不好的，”马文元终于不得不说说他的看法了。“这是大家都公
认的。必须反对过多的会议。当然，不是一概反对，要分别对待。首先得打通领导
干部的思想，其次要加强干部教育——不提高干部水平，他不开会就是没有办法啊；
再其次，要改进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总之，问题很复杂，得从各方面采取措施，
无论如何不要着急，着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呢，要开的会还得开，
想办法提高会议的质量，这就要作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其次，又要充分发动群众，
进行酝酿，要……”
    看见黄佳英从他脸上挪开了眼睛，他说不下去了。黄佳英觉得好笑，可又不忍
心叫他看出自己的反应。真是个奇怪的人！黄佳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时候马文元
会吐露出非常新鲜而精辟的见解，而另一些时候，他又唠唠叨叨重复一些老话，叫
人厌烦。刚才他说的这些，不是和不久以前报纸二版上发表的一篇经验一模一样么？
……
    但是她并不讨厌马文元。这个外表十分冷静、甚至有些枯燥的人，倒比较能够
理解人，愿意帮助人。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肯听人说话——是真正的倾听，仔细
地，认真地听。
    黄佳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每次要把心里跳动不已的话吐出来，她就忍不住要
站起来。她把两只手插在外衣的口袋里，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在马文元面前站住
了，漆黑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愁：
    “我有些苦恼。……”
    马文元听见她说话声音发颤，他准备听下去。
    黄佳英激动地说：
    “贾王矿的工人不肯开会，我是参加了的。但是，事前我也对矿上的两个负责
同志提过意见，他说考虑考虑，可是一直没有下文。后来，我是有些着急。我认为
工人们不愿开会是对的。我鼓励了团委干部，我跟工人说过这么作对。要是我错了，
告诉我，我就承认。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想。对这样的事情能够忍
耐吗？矿上的工人住的离矿很远。早晨两点多钟就得起来，走十几里路。到了矿上，
井上开个会，到井下还得开个会。六点钟上班，干到下三点。从下边掌子里走到井
口上，又是好几里路。够累的了罢？不行，不能回家——还得开会。常常一开开到
晚上六七点钟。再走回家，又是十几里地，就是九点多钟了。工人们说，像这样一
天睡四个钟头觉，已经好几年了。
    “太累了，开会就有很多人睡觉。有的人抽烟，睡着了，烟头落在棉裤上，烧
破了布，烧透了棉花，还不知道，直到烧了肉，才醒过来。
    “省委说了多少次，报纸喊了多少次，要减少会议。说是说，喊是喊，会还是
照旧开。一般下级干部也陪着开，他们有个想法：反正多开几个会也死不了人，开
罢。可工人受不了啊。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没意思的会不去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怕。这么办，那些会议迷自然得考虑减少一些会议。会
少了，工人就不会不参加了。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光是会多。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会，就明白了。随便一点
芝麻大的事，也要层层布置，反复讨论，再三动员，组织保证。还不要说那些先党
内、后团内，先干部、后群众的一套额外的附加会议，一个党员工人常常为一件事
得开七、八次会。从一九五二年起，工人们就说开这种会比干活还累，宁肯加班也
不受这个罪。没话也得挤话，要百分之百发言啊。……
    “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
    “有人说，这也是群众路线。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事和大家商量嘛。可你仔
细看看，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不仅不是什么群众路线，分明是不相信群众，认为不
开会就不能解决问题。而开会所说的一套呢，又都是一般化的大道理，群众不爱听，
记不住，就认为会还开得不够，就还要开。却没有一个会是叫群众给领导上提意见，
叫群众谈谈自己的要求的。
    要是肯听群众的意见，也早就不开这种会了。
    “基本建设部门里，情况更糟。本来是因为开会太多，工人们太疲劳，又耽误
了时间，所以完不成任务。一完不成任务，又反而以为是宣传教育工作作得不够，
就又开会。
    “这叫什么？叫群众路线？这么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发挥出来了？……”
    起初，马文元心想，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谈话，黄佳英说说她的苦闷，他安慰
她几句，也就完了。也许，她打算把反对会议多的问题谈谈，顺便解释一下自己在
贾王矿的行动。
    原来都不是。她刚刚讲了几分钟，他就开始被吸引住了。他的心跟着她的思想
往前走。她讲的并不都是十分新鲜的事，可是经她这一讲，他刚才说过的关于会议
问题的那一套意见就黯然失色了，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也许，不过是因为她的语气
和表情里带着那么激动的感情？……这姑娘站在窗前，睛睛直视着远处。她生气呢！
一生气，好像眼睛、眉毛都变得更黑了。
    黄佳英想了一下，又继续讲下去：
    “当工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躺下来睡几天大觉的时候，还怎么可能学习？还怎么
可能研究改进生产？而且这并不是在打仗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他们牺牲睡眠
的时间……”
    现在是黄佳英坐了下来，马文元在地上走来走去了。在这个办公室里，他还很
少这么快、这么激动不安地踱来踱去过呢。黄佳英说到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马文
元停了下来，紧皱着眉头直瞅着她，又不像瞅着她。他在想。
    黄佳英怕他在怀疑自己这些话，赶忙补充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得太片面了？当然不是到处都这样……”
    见他不应声，她又在他身上找到另一个假设的论敌，对自己笑着说：
    “我把情况说得太阴暗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拖了几年，有时候好一些，可是
过了不久又恢复了老样子，老是不能彻底克服。怎能不叫人着急？……”
    马文元还不作声，使劲摇了几下头，意思是说，他不是这个意思。接着，又在
屋里走起来。
    黄佳英喝了口水——这时她才发觉这是她今天进嘴的头一口水——又接着说，
语气更缓和了，声音也比刚才低了一些：
    “一些人累得难受，另一些人又闲得难受。我调查过，咱们这个省凡是大一点
的工程和工厂，没有不积压一些人的。学了五、六年徒的徒工，闲了一、二年的大
学毕业生，干了二、三年杂工的技术工人……这些人加在一起，是能够作好多事情
的。可是哪个单位都不肯放。宁肯把人放在仓库里封存几年，也不叫走。全国今年
需要增加钳工百分之四十，而我们这省就闲着几百个钳工。……现在劳动力一吃紧，
就更不肯放了。这些人就是积极性再高，又朝哪儿使呀？”
    外面打铃了。黄佳英站了起来：
    “前天我收到一个读者的信，说他的工作问题最近好不容易解决了，说从此他
靠近了党。你看他说得多么严重！
    ……”
    马文元还是一句话也没说。他有些激动，但是他暂时还不愿意发表意见。他以
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能比黄佳英所了解的还要复杂。可黄佳英知道她的话
他都听进去了，他会考虑这些意见的，过些时候，他也会同意这些意见的。想到这
里，她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走到街上，她回过头来看了看马文元办公室的窗子。他还站在那儿，不去吃午
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