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生涯（自序）
    我的远祖源自山东省齐河县，即是《老残游记》中描写的，那个年年受黄河泛
滥灾害的地方。
    由于连年灾荒，生活艰困，身为佃农的祖先便忍痛远离故乡，到山海关外的陌
生世界里去开创新天地。勤奋是可以致富的，他们以不畏难的精神，用血与汗去与
天争，除荆斩棘，翻土播种，终于获取成果，得以生存，定居。因此我的故乡是黑
龙江。
    祖父瑞乡公是个英明果断的胸怀大志的人，虽以劳力换取了丰衣足食，却不以
为满足，他认为智慧与学养，也是做为一个优秀的人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把他
的三个儿子，伯父、父亲和叔父，都送到学校里去读书。
    父亲在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返乡服务，与就读哈尔滨医专的母亲成婚，“九·
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人迫害知识分子，他们双双逃到北京，这是我为什么在北京
出生的原因。
    在北京的幼儿时代是温馨可爱的，但“七·七”事变的炮声震碎了我的无忧世
界，我童稚的心灵初次尝到国破家亡和逃难的滋味。我们在前面逃，日本侵略者在
后面赶，直逃到四川重庆才停住脚。
    抗战时期物资缺乏，我家住在市郊的小镇沙坪坝，孩子们既无玩具也无今天的
所谓《儿童读物》，我的最有趣的“游戏”便是蹲到书店的摆书的大桌子下看白书。
我那时看书不知选择也不懂好坏，从张恨水到莎士比亚一概翻开就看，而最喜欢的
是剧本，曹禺、郭沫若、吴祖光的剧本曾一本不漏地读过，以至最早梦想过当演员，
后来看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很受感动，认为不如当记者，最后又觉得还是诗人
最潇洒，何不写诗？在四川由童年到少年期那七八年，我便是这么懵懵懂懂地做着
白日梦过去的。以写作做为终生职业的念头，可说从那时就萌生了。
    抗战胜利，新的战火又起，故乡正在进行土改，亲属四散，我家在沈阳住了一
年，我在那儿读了一年中学，前往南方，在南京过了一年动荡不安的生活，又随人
潮渡过海峡，到达台湾。在台湾，我走过彷徨的少年期，长大成人。
    我很早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生活，做过电台播音员、编辑、银行职员
等等，直到一九六○年远赴巴黎研习设计美术。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料到，会转到瑞
士来学习，在瑞士成了领有执照的美术设计师。
    原以为艺术与文学在我心里占有同等的地位，当我真正从事美术设计的工作时，
才体会到，文学对于我是流在血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相忘，就像过去那些年从来
不曾忘记过一样。
    事实上，不管我在从事哪种职业，从没放弃过在工余时试着写作。到欧洲的最
初几年，我仍是个业余写作者，通常是写些游记，寄到台北一个叫《自由谈》的杂
志上发表。
    我真正不间断的专业写作，是自一九七二年起始。那年二月，我初次回到离开
了十几年的台湾，发现景物人物均已全非，非得几乎连原来的自己也找不到了，震
撼之大，感触之深，引我很自然地深思起一个问题：那么多的炎黄子孙寄身异域，
到底是基于何种因素？付的是什么代价？他们对故国故园的感情是怎样的？
    于是，回到欧洲我便开始振笔疾书，写出了一连串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
文之类。我的作品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欧洲的中文报章杂志上发表，
到今天结集成书的共二十余本，其中若干有台湾和大陆的不同版本。由于我的作品
很真实地反应了海外华人的心态，也就很引起海外华人读者的共鸣，在过去二十年
间，曾多次应邀到不同的国家，为华侨和留学生团体做演讲或开座谈会。
    瑞士是世界上最求好心切、讲规律好清洁的国家，人民勤快的程度令人吃惊，
在这儿做个家庭主妇自然不是轻松的事。
    我于一九六一年与外子结婚，他是个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也是终年的工作、奔
波，后来有了孩子，琐碎事愈形增加，因此我们一直生活在忙碌与劳累的状况下。
    孩子们小的时候，我总是清晨五点即起，一杯咖啡下肚，提笔就写，他们起床
前已写了两个小时，白天一整天带孩子，采买、打扫，做家务，晚上还要熬夜写上
一阵。近几年来，由于健康关系，不敢起早贪黑地赶了，出产量已减低，追求的是
质的提升，和打入西方文坛。
    很坦白地说，做为一个长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处境是很尴尬，心情是很寂寞的。
明明是生活在西方人群中，却没有一个西方人弄得清你在做什么：也许他们知道你
是个写文章的，可是谁又认识中文字？你明明是做文学工作的，偏偏当地的一切文
化活动都没你的份，他们看你就是个普通的外国人，文艺圈里没你的立足地，你嘛，
写了文章只好往中国寄。写文章给自己的同胞读原是我的目标，千愿万愿，绝无所
怨，但是我拿的是瑞士的护照，将一生住在这个国家，而他们不能读我的作品，不
把我当作家看待，这该是何等的孤绝和寂寞？因而我对自己说，必得设法打开这种
苦闷的局面。
    西方人对中国文坛是陌生的，投注的关怀也是有限的，除了极少数专门研究中
国文学的汉学家之外，可说根本缺乏兴趣。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孤军奋斗的“外国”
作家，虽有打开局面的决心，实际上是难得不知从何着手。
    但是，我终于走通了一些路，如今是瑞士全国作协的会员，国际笔会瑞士笔会
中心的会员，瑞士亚洲文化研究会，和德国柏林市作家协会，以及一些与文学相关
团体的会员。在这些组织里，我不单是唯一的华裔，也是唯一肤色不同的“外国”
人，每当开会，坐在一群黄发碧眼群中，显得十分特殊。反对的声音当然是有的，
但更多的是友善的支持和热情的接待，在一些西方文坛人士的眼睛里，我这个中国
人是直爽宽厚不耍心机的，认为可以交个朋友，也正因此我才能够进入他们的圈子。
    一九八七年初，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语的短篇小说集《梦痕》（Traumsyuren），
在西德出版，因为内容描写的全是海外华人的遭遇和感情，寄居他乡的寂寞，日常
生活中的困难，使西方读者初次注意到，原来这些移民来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
并不似他们想像的那么单纯，在丰衣足食之外还有精神的需求，家国之思，和因西
方社会对华人歧视而衍生的困扰。这使他们很出乎意外，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瑞
士的几家大报都有评论和介绍，记者来采访、电视来做专题记录影片，许多文化团
体来邀请我做演讲。自从《梦痕》出版后，在西德和瑞士，我至少做过十场以上的
演讲。通常的情形是：从主持人到听众全部是西方人，只有我这个主讲人是东方人
——中国人。
    起始时，我对这种情形颇不习惯，心理上有一种特别孤单的感觉，但两三次演
讲下来之后，便完全习惯了，而且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使西方人认识
中国和沟通中西文化的好机会，西方文化界的朋友肯于连续邀请我这个中国作家或
演讲或座谈，与其说是我本身的光荣，倒不如说是一个中国人的光荣，能使中国人
光耀的事我都愿意做，所以，在主活极度忙碌而体力又不胜负荷的情况下，我仍在
竭尽所能。
    那年的新年刚过，瑞士的大报之一《城区新闻报》（Der Landbote）用十九天
的时间连载我的中篇小说《翡翠戒指》 （Der onadering）。瑞士的一家出版社在
一九八八年为我出版了第二本德文小说。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德文译本，将于今
年底在德国出版。这是我在西方文坛中一点小小的收获，写作生涯的新里程碑。
    我于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碍于种种的原因，三十年来不敢踏上故土一步，然
而，思乡之情是无法按捺的。一九八二年的初夏，我终于不顾舆论和可能遭遇到的
困难，重新回到生长的地方。三十余年的长离别，魂牵梦萦的旧家园，给我的震撼
是锥心刺骨的，我流着眼泪归来，带着悲怆离去，我问自己，为什么中国人民总在
受苦？我还会再来吗？我不如死心塌地地做个异乡人吧！
    我做不成那个死心塌地的异乡人，中国大地上的美丽江山、辛勤善良的同胞，
童年和少年时的点点滴滴都在召唤我，我到底是从这块土地上来的，要遗忘也不可
能。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又怀着兴奋的心情，飞过千山万水携儿带女，回到故乡。
这次是应作协和友谊出版公司的正式邀请，他们热情地接待我，陪我去东北、去苏
杭、去南京、上海、参观古迹、登万里长城。距上次归国仅四年之差，我发现人民
生活在大幅改善，物资丰富了，社会繁荣了，人们的脸上有了真正的笑容。我想这
应该归功于一连串的改革与开放的措施。一九八八年又应故乡黑龙江的邀请归国，
看到了魂牵梦萦的黑龙江，一偿多年的宿愿。
    写作是我的终生事业，虽然健康状况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迫使我无法像以往
那样勤快地写，但这支笔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五年前我变换题材，写了一本历史
小说。这本小说曾经令文友和读者们略感意外，觉得太不像我一向的文风。因为，
这本书的女主角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女人赛金花，内容是以那个腐败的时代为经，
以她个人的遭遇为纬，讨论当时的女性地位，暴露娼妓存在和纳妾制度的非人性，
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庚子之役等等。
    为了这部小说，光是找资料一项就费去我许多时间，在德国和瑞士找了一大叠
外文资料，在台湾和大陆找了许多中文资料，那次回国到苏州，第一个目标就是要
看赛金花的故居。光是到柏林原来的满清使馆遗址，就跑了两趟，功夫确用了不少。
《赛金花》出版后曾长期畅销，并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对我算是新的鼓励。
    一九九一新年迭始，当今知名度最高的女作家三毛，忽然自杀身亡，引起文坛
震惊， 报上连续出现分析其轻生的原因？ 我亦不免为此深思，而写了一连串分析
《文学女人》，及两性关系、爱情、婚姻，等等问题的散文，杂文。使我近年来阅
读的佛学和心理学书籍，也多少有了一点用武之地。由此文坛多了个“文学女人”
的名词。
    欧洲原是华文文学的沙漠，近些年来华裔移民增多，华裔作家也相对的多起来，
但都是闭门耕耘，各写各的，并没有以文会友的机会。基于这种情形，由我联络一
些文友，大家热心奔走，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全欧性的华文文学组织“欧洲华文
作家协会”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巴黎成立。承文友们的信任，推选我为首任会长。
三年来我们做出许多成绩。目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把欧华作家的作品译成德文
并出版。
    我已多少次说要“停笔”，至少不再写那费心耗神的长篇小说，但创作对于写
作的人是人生的大内容，不写生命便空了一半。如今我又“故态复萌”，写长篇了。
虽然慢，拖，却也要完成它。
    一九九四年，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和武汉大学，将合办一个“赵淑侠作品国际
研讨会”，这对我又是一个大鼓励，为此更得兢兢业业，忠诚而用心的写作。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于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