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侠小说创作论
                                陈贤茂
                                  一
    在海外华文作家中，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扎根的一代，例如新马的中
青年作家。他们多数是移民的第二、三代，已完全排除了侨民意识，以新国家主人
翁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第二类是第一代移民作家，例如欧美的华文作家，大多数
都是五、六十年代才从台湾移居海外的。他们虽然早已取得外国国籍，但在他们的
心中，在他们的笔下，仍然保留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他们写海外华人，但他们的读
者对象却是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瑞士著名华文女作家赵淑侠， 属于第二类作家。 她的作品既不同于于梨华的
“留学生文学”，也不同于白先勇的“无根一代”的浪子悲歌。强烈的认同感和对
故国家园的根深蒂固的怀恋，使她作品中的中国意识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深挚。
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战乱和动荡不安的生活，培养了她的忧患意识；近代中国的积
弱、贫穷和落后，更使她感受到了时代加在她身上的责任。因此她要以她的作品，
唤起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她要以她的作品，掀起振兴中国的热潮，使中国能骄傲地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她的作品的字里行间，跳跃着的是一颗永远不变的中国心。
    1972年2月，赵淑侠第一次从瑞士回台湾探亲。这次回台湾，给她很大的震撼，
离开台湾十三、四年，台湾完全变了，变得几乎不能辨认，变得几乎连原来的自己
也找不到了。感触之深，震撼之大，引起了她的深沉的思考：“那么多炎黄子孙寄
身异域，到底是基于何种因素？付的是什么代价？他们对故国故园的感情是怎样的？”
回到瑞士之后， 她开始拿起笔写作。 随着短篇小说《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在台湾
《中华日报》上发表，于是一连串的短篇小说陆续在台湾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后来
又结集为《西窗一夜雨》和《当我们年轻时》出版。这些小说多是反映海外华人的
生活，写他们的孤独、苦闷、挣扎、奋斗和希望。
    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之后，赵淑侠又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本
小说在台湾报纸上连载和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在台湾和欧美的华人中刮起了一股
“赵淑侠旋风”。不久，《我们的歌》荣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小说创作奖，
终于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1982年，赵淑侠列名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世界妇女
名人录》。1990年，赵淑侠的长篇小说《赛金花》又获台湾中山文艺创作奖。到目
前为止，赵淑侠已出版了17部作品。
    赵淑侠在《西窗一夜雨》的自序中说：“在外国的十七八个年头，我走过不少
地方，看过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深知他们的悲喜遭遇和求生奋斗之艰难。更看清了
一些表面安定舒适，内里动荡彷徨的生活。我觉得在今天的世界上，做个中国人并
不轻松；我也不相信有哪个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会在感情上和精神上全无负担，
‘漂泊感’似乎是我们这一代在海外中国人共有的感觉。”正因为她了解在海外的
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她善于透过表面现象，烛照人物内心深处的幽微隐曲，
创造血肉丰满而又个性各异的人物形象。
    《王博士的巴黎假期》是赵淑侠描写海外中国人系列小说的第一篇。小说中的
王博士，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科学家，事业成功，生活富裕，然而他活得并不轻松。
青年时代曾爱过一位漂亮的女孩子，但那女孩子却倒进了一位年近六十的比利时伯
爵的怀抱。他既下不了决心回国，又不甘心娶一个外国女人，蹉跎岁月，至今五十
多岁，仍是形单影只。王博士的巴黎假期过得并不愉快，时代加诸这一代海外中国
人的沉重心理负担，凝结而为浓重的心灵暗影。无根的漂泊感，无边的文化乡愁，
造成了他的孤独、苦闷和彷徨。这篇小说并未超越以往留学生文学的格局，也远未
形成赵淑侠自己的风格。
    《西窗一夜雨》中的陈志翱，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得不轻松的海外中国人。作者
以陈志翱的遭遇，揭示了在国外求生的艰难，把被许多人羡慕的留学——移居的人
生道路，由大家所想象的铺满鲜花的玫瑰色，还原为阴雨绵绵的灰颜色，颇有警醒
的作用。小说情节比较单纯，却荡漾着一种诗的意境。旧日的回忆与现实的困窘交
替叠现；老友期许中的得意与实际境遇中的失意互相映照，既化用了“何当共剪西
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意，同时又对原诗意境有了新的开拓。
    《塞纳河之王》代表了赵淑侠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作品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
族精神，使作品闪耀着艺术的美艳和光华，而作品的艺术功力，又反过来烘托了作
品的精神美。小说一开始，作者采用了欲扬故抑的手法，把一个外号“塞纳河之王”
的画家王南强，写成一个人人讨厌的活宝。他到巴黎17年，每天画画，却连一张画
也卖不出去，整天闹穷；身上一件黑长袍，头上剃个大平头，更被大家看成是怪物。
他成了众人欺侮和嘲笑的对象。作者就在这种众人鄙厌的氛围中，着力表现他的伟
大人格和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一生唯一的崇高理想，就是要为中国画开拓一条
新路，“把中国的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
界人接受，不光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宁可一张画也卖
不出去，也不愿意接受顾客的要求，在他的画上稍作改动。最后，他成功了。他的
突现中国精神的画作，终于为西方艺术界所接受，一位画商打算买下他全部的画，
开一个画展。他的一部介绍中国艺术精神的论著，也将在出版社出版。然而，就在
他走向成功的时候，却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作者用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完成了对
一位为艺术和理想而献身的艺术家形象的塑造。
    赵淑侠在她的反映海外生活的系列小说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王
南强无疑代表了最高境界。他的宽厚、谦和、仁爱、操宁，以及埋头苦干的精神，
都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而他希望创造能体现中国精神的艺术，希望中国艺术能
走向世界，则更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极致。王南强当然不是代表赵淑侠的理想的
唯一形象，《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也是属于与王南强同一类型的人物，而他的
行动则更加积极，更加果敢，可以看作是王南强形象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
    《我们的歌》是赵淑侠的成名作，当它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连载的时候，
就已备受各方瞩自，出版单行本后更是引起轰动，成了名噪一时的畅销书。
    对海外华人的全景式扫描以及异地求生的跋涉与艰难的生动描绘，对民族自尊
的呼唤以及对理想的歌颂与向往，对现实描写的细腻深刻以及浪漫情怀的抒写与咏
叹，使小说具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当然，《我们的歌》之所以获得成功，也还有各
种主客观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它突破了以往描写海外游子的孤独、寂寞、无根、苦
闷的留学生文学的格局，而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新鲜气息出现在文坛上，使人耳目一
新。其次，七十年代初期在海外留学生中掀起的保钓运动虽早已退潮，但保钓运动
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却并未消减，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和尼克松访华
的政治冲击波影响，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我们的歌》正适应了
这种民族心理。再次，在台湾文坛上，曾有一个时期理想主义受到冷落，传统遭到
排斥，随着七十年代民族主义的高涨和现代派文学的没落，于是，《我们的歌》的
追求理想和回归传统便很自然地获得读者的共鸣。
    赵淑侠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她在《我们的歌》中，以余织云的留学、恋爱、
婚姻为主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物画卷，而
处在这幅画卷的中心位置的，是江啸风、余织云和何绍祥。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
同类型的人物。
    江啸风是一位有天赋、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十分器重，希望他
能创作一部西方的现代交响乐，再念一个音乐理论博士的头衔，这样就有资格在德
国留下来了，但是，江啸风并不想留在德国过舒服的生活，他的理想是创造中国自
己的音乐，创造我们的歌。他打算学成后便回台湾去，以音乐来唤起民族的自尊自
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放弃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诱人的职位和优裕的生活，甚
至不惜与他深爱着的余织云闹翻，毅然回到台湾去，在寂寞的环境中创造我们的歌，
推广我们的歌。后来，在一次因台风袭击引致海水上涨的自然灾害中，他为了救起
落水的老人和小孩，被水淹死了。
    江啸风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在他的身上，寄寓着作家的理
想和爱国主义情怀。他在小说中的篇幅不算多，但他的理想的光辉却笼罩了整部小
说，他不仅影响了余织云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也间接地影响了何绍祥。虽然这一人
物难免有过份拔高、过份理想化之嫌，但在缺乏理想的台湾年轻一代中，江啸风无
疑起了榜样的作用，起了鼓舞的作用，这也是这部小说在台湾引起轰动的原因。
    余织云比起江啸风来，是一位更为复杂的人物。在理论上，她反对崇洋思想，
讥笑许多人羡慕外国的物质生活，在她撰写的歌词中，抒发着：“我们的歌，来自
对家园根深蒂固的留恋/我们的歌， 来自心中不尽不尽的爱”，但在行动上，她却
宁愿留在国外，也不愿意回台湾去，正如她的弟弟凌云对她的评价：“理论归理论，
行动归行动，言行不能一致。”在爱情方面，她热烈地爱着江啸风，爱他的潇洒，
风度，爱他的天份，才华，也爱他的崇高理想，但她却不想跟他回台湾去受苦，去
创造我们的歌，最终还是选择了何绍祥，过安定舒适的生活。这又正好应了江啸风
带着讥讽所说的一段话：“年轻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跟情人在机场洒泪挥别，到
美国去闯天下，在美国念书那段日子就别提有多苦了，幸亏后来遇到了一个各方面
条件都不错的对象，于是就结婚，做外国人，买房子买车子买一切，可惜就买不来
爱情”，于是，“感到生活空虚啊！苍白、彷徨、失落、迷惘、无根啊！”所幸的
是，余织云在“彷徨、失落、迷惘”之后，终于醒悟了。她已经厌倦了那种“洋中
国人”的高级享受，更无法受那些蓝眼高鼻的西方人不时投过来的看待“二等人”
的眼光，因此她决心要为自己的民族尽一点力，为把中国歌曲推广到世界去尽一点
力。在海外华人中，象余织云这样的人也许更具普遍性。
    何绍祥代表了另一个极端的人物。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给他
带来了荣誉和地位，然而，他又是一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一心只想做一个超
越国家界限的“世界公民”。他不屑于与其他中国人为伍，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教
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反对余织云教孩子学中文，反对给孩子灌输中国观念，主张让
孩子学德文，学西方的观念和习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超越国家界限的人物。但是，
他毕竟做不成“世界公民”。白种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使他当不
成研究所所长，给他很大的打击：余织云带着孩子离开他，也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
震撼。在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他终于从“世界公民”的迷梦中震醒，开始意识到自
己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中国人，并且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以为中国人争荣誉作为自
己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歌》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尽管其起点不同，其性格各异，但他们最终
都回归到为国家民族尽力这一大目标。他们无暇去咀嚼失根的痛苦，无暇去领略流
浪异乡的彷徨，而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拥抱自己的母亲，为民族的复兴献身。在
小说中，无论是江啸风以生命谱写的我们的歌，还是余织云用笔抒写的歌词，以至
于何绍祥最后剖白心灵的长信，都回荡着民族的浩然之气，表现了民族主义精神的
张扬。《我们的歌》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留学生
文学的形成。
                                  三
    1982年初夏，赵淑侠在阔别33年之后，又回到中国大陆探亲。这趟旅行给她感
触很深，因此，回到瑞士之后，她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十多万字的散文，
在台湾《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后又结集为《故土与家园》出版。
    1982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远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和宽松。因此，文章在台湾发表，
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大陆这样敏感的题材，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赵淑侠在执笔为文的时候，就常常感到“左右为难”。第二篇文章《恍如
隔世见亲人》刚在报纸上发表，就有人到某机关去检举，说她“称赞大陆的海关好，
是在给他们做宣传”，而大陆的留学生则责备她“有意在做反宣传”。平心而论，
赵淑侠在《故土与家园》中所写的大陆情况，基本上都符合事实，的确做到了“必
真必诚”，然而，由于长期的隔绝，由于长期受到某种观念的熏陶，看问题就难免
有些片面。
    自从回大陆探亲之后，当代大陆人的形象也开始进入了赵淑侠的小说世界，例
如短篇小说《湖畔梦痕》、中篇小说《翡翠戒指》和长篇小说《塞纳河畔》，都有
大陆人出没其间。
    《湖畔梦痕》近似大陆前些年的伤痕文学。湖畔的憧憬；恋人的笑语，年轻人
的意气风发，再见时都已化作心身的伤痕。作品有点伤感却不失含蓄，不想说教却
又不失警世的作用。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人物描写似有概念化之嫌，尤其是大
陆来客，其语言行动仿佛都是根据某种预先设定的概念来设计的，缺乏血肉丰盈的
感觉，因而减弱了感染人的魅力。令人高兴的是，《翡翠戒指》已不存在这种缺点，
实现了观念上的突破。这是赵淑侠唯一一篇纯粹描写大陆生活的作品，也是她写得
最好的小说之一。
    赵淑侠的前期小说，多是措写海外华人的乡愁与民族意识，从八十年代开始，
她的小说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她在《人的故事·自序》中说：“近来我的写作主
题有些改变，喜欢讨论宿命和生死善恶的问题，也情不自禁的要说说时代加诸于人
的苦难”。上面提到的三部作品，就都属于这个新的主题范畴之内。赵淑侠并不狂
热笃信宗教，因此她所说的宿命，指的是人在时代行进中的被动感和无力感，并没
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翡翠戒指》写了一个小人物在离乱中的颠簸和随波逐流，表
现了赵淑侠的宿命观的特色。主人公无力抗拒命运的安排，然而却有权选择自己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赵淑侠的宿命观与宗教式的宿命论
截然不同的地方。价值万金的翡翠戒指，不仅是姜敬天和景韵梅定情的信物，而且
也成了人性善良的标志。当他们在阔别35年之后再见面的时候，姜敬天正处在困窘
的境地，无穷的欲望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扰，然而，当已成为富有企业家的景韵梅出
现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她的任何帮助，甚至他妻子再三嘱咐的让他要回翡翠戒指，
而景韵梅也己主动准备把戒指退还给他的时候，也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作者在悲
欢离合的叙写中努力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使得作品的格调有了一种道德理念上
的升华。姜敬天这一人物，虽然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也具有理想化的倾向。尤其是
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各种欲望开始膨胀的时候，他的做人的骨气和自尊自强，就
弥足珍贵了。赵淑侠所塑造的这一当代大陆人形象，表明她已突破了写《故土与家
园》时的某种偏见，真正做到如她所说的，“把隔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土地都看成吾
土；两边的同胞都视为吾民”。
    探讨命运的主题，在长篇小说《塞纳河畔》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小说中数次出
现瞎子算命先生给主人公柳少征算命时说过的话：“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感
情上啊，你要经历生离死别，尝尽悲欢离合的滋味……”仿佛印证瞎子的话似的，
柳少征的人生旅程就是在“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中度过的，青年时代由于写
文章抨击时弊，得罪台湾权贵，被捕入狱，在外岛服刑，出狱时妻子已投入别人的
怀抱；辗转到了巴黎后，与法国姑娘妮卡结婚，不久她又被病魔夺去生命；与女画
家林蕾同居，她却又跟着匈牙利情人走了；最后爱上女博士夏慧兰，正当快要得到
她的爱的回报的时候，她又因车祸被送去医院，生死未卜……数次的生离死别，数
次的悲欢离合，似乎都在说明着命运的不可抗拒。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赵淑
侠是在宣扬一种生死轮回、命中注定的宿命论，那就缩小了赵淑侠作品的意义，事
实上，赵淑侠在谈到人的命运的时候，总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本书里，
我坦然地讨论了一些问题，如由于国家多难，某方面的不上轨道，时代加诸在人民
身上的厄运”。（《从嘉陵江到塞纳河》）“在时代的巨掌里，人几乎是渺小得看
不见的动物。但把这些渺小的个人所遭遇的苦难和悲欢离合，解剖开来仔细看看，
亦足以窥探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是值得用番笔墨的”。（《人的故事·自序》）
赵淑侠在小说中写生离死别，写悲欢离合，都强调了“时代加诸在人民身上的厄运”。
与时代的巨掌比较起来，人毕竟是太渺小了，无法抗拒时代的播弄。但是，赵淑侠
固然无法改变时代巨轮的航向，却也无法改变她对故国前途以及故国人民的关心和
忧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她以及她笔下人物的忧患意识。柳少征虽然在巴
黎过着自我放逐的隐居避世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所出生的那块土地
和那块土地上的人。赵淑侠当然不是宿命论者，她不过借着讨论宿命，来探讨国家
民族的前途。她笔下的柳少征，当然也不是宿命论者，他最后变“摆脱、遗忘、放
弃”为“参与”，正说明他不相信命运。赵淑侠写《塞纳河畔》，就是一种积极的
参与。
    自从1982年回大陆探亲之后，赵淑侠开始关注她出生和度过了少年时代的中国
大陆，大陆的人和事也频频出现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把海
峡两岸都看成“吾土”，把两岸同胞都看成“吾民”。这种大中华心态，在《塞纳
河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两岸仍存在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她不得不努力在两
岸之间搞平衡，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如果注意一下小说的用语，是十分有趣的。把
大陆与台湾并提，在小说中几乎比比皆是，常常是提到黄河、长江也要联带着提到
淡水河；提到黄山、泰山则要提阿里山；提到贵州茅台、四川大曲紧接着就要提金
门高梁；范则刚每次回大陆写生，一定也要到台湾；柳少征的女儿润明从台北来，
侄儿正明则从北京来……小说的末尾写柳正明与台湾女留学生谢幸美相爱，然而两
人都不肯在法国定居，又各自回大陆和台湾去了。作者显然留下了一个悬念，或者
说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大陆和台湾能够统一，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女性的细腻，
却表现着最大的苦心。作者就象一位热心而执着的媒人，为了撮合一对老是闹别扭
的小儿女的婚姻，简直操碎了心。作者在《从嘉陵江到塞纳河》中说：“最后当然
要讨论一下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民族、国家，到底该往哪里去呢？我们应该以什么
样的态度来对待眼前的苦闷局面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关怀的，不是吗？”作者的
答案是明白的，这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统一，从此走向繁荣昌盛。
                                  四
    赵淑侠在《从嘉陵江到塞纳河》一文中说：《塞纳河畔》“走的还是我的‘浪
漫写实’的老路线。”这“浪漫写实”四字是赵淑侠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概括。她正
是以其“浪漫写实”的风格独树一帜，风靡台湾文坛的。
    从本质上说，赵淑侠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小说，真实地描写了海外华人
社会的概貌，反映了海外华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奋斗，欢乐与痛苦，
理想与追求。赵淑侠再现了一个独特的经验世界：在外国人的地盘，却又弥漫着中
国的文化氛围；异地谋生，却又心怀故国。于是读者有机会体验那种华洋杂处的驳
杂，以及备受白眼的“外国人眼里的外国人”的心灵律动。
    赵淑侠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不讲究结构的起承转合或是序幕、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她的小说虽有一条情节主线，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的贯串
首尾的中心事件。她不重视讲故事，却重视写人。她说过：“对于塑造人物，我向
有极高的兴趣。”（《序〈落第〉》）因此；她的小说不以设置悬念和高潮叠起来
吸引人，而以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心灵的抒写来赢得读者的喜爱。赵淑侠小
说的现实主义特色，就是在现实的细致描写中，努力展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赵淑侠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永远处在作品的中心位置上，一切的细节和环境
描写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因此，赵淑侠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她长
篇小说《落第》中的许多人物，都写得很活，例如李俊义的专制、威严、偏执；李
微芬的软弱、因循和随波逐流；柳永威的放荡、无耻和不务正业，都具有典型意义。
    细节的选择和提炼，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无疑起了突出的作用。《我们的歌》
中的江啸风、余织云、何绍祥，都是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但相比之下，何绍祥的
性格给予读者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在描写何绍祥时所作用的细节，更具有
独特性和形象性。何绍祥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因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做实验
和写论文上，因而感情上的迟钝和生活上的刻板，就使他颇类似一个机器人。小说
写他蜜月旅行的时候，一有空就掏出一本科学杂志，聚精会神地看，一边看一边用
笔在空白地方又写又画，那种旁若无人的样子，使新婚妻子不禁感叹：“这也象蜜
月旅行吗？”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他都有自己的一套刻板的规矩和程式，就象已
设计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每天六点起来，做早操、洗脸刮胡子，提着收音机去
厕所，再提着收音机回到厨房吃早饭。”“他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大衣一定
挂在衣架的第二个钩上，帽子平放在上面的横梁上，柜子里的衣服要挂得松松的，
每件之间得保持相当的距离……”就连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固定不变的，不论是求
爱，或是夫妻吵架后和好的表示，他都会献给妻子一束鲜花。正是这些生动的细节
描写，把一个有点象机器人的科学家写活了。
    赵淑侠所说的浪漫，在她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作品所表现的理想
主义倾向，二是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塞纳河之王》中的
王南强，都是作者全力歌颂的理想主义的英雄。我们的思想，无论是创造中国自己
的音乐和绘画，唤起民族的自尊自信，还是把中国的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都表现
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操。他们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对理想的不倦
追求，那种受苦受难的苦行僧的精神，以及对庸俗的痛恨，对市侩的僧恶，对金钱
的蔑视，都使他们达到了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度。这种理想，这种精神，使作品闪耀
着一种迷人的光彩。
    《塞纳河畔》也是被作者认为是“浪漫写实”的小说，但这部小说的“浪漫”，
却并不表现为理想主义。书中虽写了许多正面人物，却没有一个是作者所极力歌颂
的理想主义的英雄。虽说没有理想主义，然而，书中一些人物和情节所表现的感情
的强烈，观念的奇特，行为的乖张，却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小说开
始时，晨雾迷朦的塞纳河畔，一位黑衣黑鞋白外套的女人的怪诞举动，就把读者引
进了浪漫的艺术境界。以后，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主人公柳少征的命运的坎坷，
感情的无寄，精神的寂寞，对夏慧兰的痴恋而又怯于表白，都依次在读者的眼前出
现。随后，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人物、也都出现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林蕾本来与
柳少征同居，却狂热地爱上了徒具外表而没有灵魂的匈牙利情人；柳润明忽然莫明
其妙地爱上了一个阿根廷的流浪艺人；柳正明这位土星人也出乎意料地爱上了台湾
的女留学生……这一切都带着夸张、刺激、出人意表，因而也就给作品涂上了一层
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文字风格上，赵淑侠崇尚质朴，她说：“在写作的文字风格上，我宁愿选择
质朴之美……不故做艰深，以平易但不失谐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与读
者大众尽可能地融汇沟通，是我写作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从嘉陵江到塞纳
河》）这里的所谓质朴，是相对于现代派的卖弄技巧、故作艰深说的。赵淑侠强调
语言的质朴和平易，却并不意味着语言可以下进行艺术加工。事实上，她的作品的
语言是十分秀丽、典雅而且富于表现力的。她善于描写环境。那迷迷茫茫的塞纳河
雾景，那莽莽苍苍的东北原始林，以及慕尼黑的英国公园，公园果的中国塔，都写
得十分富有诗意，为人物的活动，为情节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景。她也善于
写对话，善于描写人物的行动、形态，这些描写都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使读
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赵淑侠对音乐有良好的素养和感受力。《我们的歌》中余织云听江啸风弹琴的
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整个曲调由深远转成柔和，有如秋日的阳光洒在广阔的
田野上，温暖得轻纱似的微风，吹拂着摇荡的稻穗，空气中飘浮着扑鼻的泥土香，
农家儿女们戴着斗笠，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欢笑，美妙自然得就象一首田园诗。”
这段描写轻灵圆润，而且把听觉化为视觉，把抽象化为具体，充分表现了赵淑侠驾
驭文字的能力。
    赵淑侠最近的小说《赛金花》，在她的创作中又有了新的突破，可惜由于篇幅
的限制，只能留待以后再进行评述了。
    注：赵淑侠：《写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