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月清（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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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送来了茶，那小巧的青花盖碗儿，透出一股清新的茶香。陈淑彦揭开盖儿轻轻抿了一口，慢慢咽下去，还觉得满口余香，跟她家喝的茶叶自然不是一个味儿了。 “淑彦，你们家的老人家都还好哇？”韩太大问。 “好……”陈淑彦低声说，“他们倒都没病没灾的，反正家里的什么事儿都交我妈一人儿张罗，我爸爸天天儿早出晚归，厂里活儿忙。手艺人，就这样儿，养家糊口呗！” “咳，可不家家儿都是这么样儿嘛！”姑妈插嘴说。她送过来了茶，离做午饭还早，闲着没事儿，就站在旁边，陪着说话儿，“就说我们这儿吧，新月她爸、她哥，也是起早摸黑的，月月儿就指望着他们爷儿俩这一百六十块钱进门！” “我爸爸可比不上韩伯伯啊！”陈淑彦把心里的话脱口而出。 “瞧你说的！”姑妈客气地笑着说，“都是玉器行里的人儿，老年成，你爸爸也是……” 她还要说下去，韩太太半截儿拦住了：“姑妈，您瞅瞅东屋里，天星早起来走的时候又扔下脏衣裳了没？这孩子，自个儿又不会洗，也不言语声儿！” “哎，我瞅瞅去！”姑妈责任心极强地就往东厢房走去了。 韩太太支走了姑妈，对陈淑彦说：“你韩伯伯早就说要看望你爸爸去，也是因为工作太忙，老抽不出工夫儿。他们公司里，虽说人手也不少，可是领导啦，同事啦，还都敬着他；收购的，经销的，要是不经经他的眼儿，还真是不放心，说他是什么‘权威’、‘专家’！” 陈淑彦说：“这倒是一点儿不假，玉器行里都公认韩伯伯没人能比，又会手艺，又会鉴定，还精通外语，样样儿都拿得起来！哪儿像我爸爸，只知道埋头干活儿，离开水凳儿什么都不会！” 韩太太笑了笑：“你韩伯伯虽说把手艺扔了几十年了，跟你爸爸也算是大同行，他对手艺人还是看重的，常对我说：在北京的玉器行里头，不算摆件儿，要论做素活儿的功夫，陈老板是数得着的！” 她说的是行话。“摆件儿”指的是摆在案上欣赏的玉雕，“素活儿”则是光面琢磨不带纹饰的戒指、耳坠、手镯之类的首饰。也是玉器世家出身的陈淑彦自然是听得懂的，韩太太这样夸奖她爸爸，她感到欣慰。但却没听出来那话里还有话：在玉器行里，动口的和动手的是不平等的，你爸爸拿手儿的手艺也只是一种而已，当然不能和韩子奇相提并论。其实，陈淑彦本来也就是这么看的，韩太太为了摆正关系而做出的这个暗示是完全多余的。 “啧，”陈淑彦不自然地咂了咂嘴，她听到韩太太用“陈老板”这过时的尊称来称呼她爸爸，感到刺耳，“我爸爸的手艺再好，又有什么用啊？他一辈子算是瞎混！又没置下房子，又没攒下钱，最后还落了个‘小业主’的名儿！” 韩太太正色说：“哟，这可是国家的政策！我记得公私合营那会儿，但凡有点儿底子的，可不都是资本家、小业主儿嘛！” 陈淑彦不禁愤愤然：“我们家哪儿有什么底子？就趁那么两间房，一张水凳儿，手里有那么两千块钱！我爸爸算什么‘老板’？他又没雇过人，自个儿到晓市儿上买点儿旧扳指啦唔的，零敲碎打地做点儿小首饰，再自个儿找地儿卖，一辈子连洋车都没舍得坐过，就指着两条腿跑！到了公私合营的时候，人家眼皮子活的，趁钱的，跑的跑了，散的散了，油花儿不漂在水面儿上。就我爸爸那个傻呀，俩眼一抹黑，人家让干吗就干吗。说要成立‘玉器生产合作社’，要手艺人，家里的东西都不用交，我爸爸跟着开了两次会，半道儿碰见个河北同乡，对他说：你是做素活儿的，怎么不参加我们首饰加工厂？我爸爸就退了这边儿，入了那边儿，两千块钱也交了，凳面儿也交了。让自报成分，他心说：我好歹也算个‘老板’，总比那些当伙计的强点儿，就自报了个‘小业主’。咳，他懂什么呀？后来一开会，发现和工人不在一块儿，开会的内容也不一样，什么‘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呀，‘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呀，他这才明白走错了门儿了，自找了倒霉的命运！……” 初来时拘拘谨谨的陈淑彦，动了感情，竟然说了这么一大套！其实，她说的这些，大半都不是她的亲身经历，但这是她家的大事儿，是爸爸一辈子后悔不及的经验教训，一不顺心，就只能回家当着老婆孩子叨唠，她都听得会背了。这会儿牵动愁肠，便当着和善可亲的韩太太一吐为快。她和新月既然是同窗好友，当然也就不把新月的母亲当外人。说到这里，她又不禁暗暗在心里把自己的家庭和韩家相比：人家韩伯伯过去做那么大的买卖，到如今还住着这么好的房于，摆着这么大的谱儿，怎么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小业主儿，倒是挺直了腰杆儿的国家干部？唉，命运哪，命运，你不公平啊！ “我爸爸哪儿有韩伯伯这么精明！”这句由衷的感叹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 “他精明？”韩太太淡淡地说，“头二十年他就把家毁光喽！要不然，国家能叫他当‘无产阶级’？” 这话音儿分不清是褒是贬，也没说出韩子奇是怎么把家“毁光”了的，韩太太决不会像陈淑彦那样胸无城府，把家里的事儿抖落个一干二净的。她说这话，正是给自己的家庭定个调子，不让陈淑彦再胡乱猜疑，她看出了这姑娘对韩家的羡慕和好奇。 陈淑彦也没再追问，人家天好是人家的，也没有她的份儿，她只能自叹投错了胎，生在那样的家庭，空顶着个背时的“小业主”牌子，日子却比人家这“无产阶级”差远了去了。要是能像韩家这么样儿，即使当“资产阶级”倒也值啊！“唉，新月多好！也不受家庭的连累，想考名牌儿大学，就考上了。哪儿像我啊，连轻工业学院都不要我这样的！” 绕了一圈儿，这才落到根本上，她的一切沮丧、牢骚都是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发的。今天来送新月，本是碍于情面，迫不得已而信守前约，在路上就反反复复心里颠倒了好几个个儿才鼓足勇气来的，不料又扑了空，那种失落感就无形中增强了好几倍，不知不觉眼泪又要涌出来。 韩太太充满同情地看着这感情脆弱的姑娘，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看来，陈淑彦把考不上大学的罪过全推在她爸爸身上了，又似乎觉得新月的升学是因为出身比她好。韩太太尽管不懂得国家招大学生是不是凭着家庭“看人下菜碟儿”，但她本能地认为这样说屈了新月。上大学又不是花钱买的，那不是还得考嘛，学问不好，恐怕也不行。她凭着韩子奇对女儿的评价，确信新月是靠本事考上的。那么，陈淑彦也许在学问上就不如新月。但她不能这样点给陈淑彦听，叫人家脸上挂不住。至于陈淑彦那种对家庭的自卑感，韩太太却又不以为然，不管怎么说，你爸爸也是做过几十年买卖的人，手里还趁过两千块钱呢，比那些光靠两只手混饭吃的人总还是强多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论家底儿，也是比那些靠国家提拔起来的工人更趁、用不着这么瞅不起自个儿。可是，这话也不便明说。想了想，就另找途径宽陈淑彦的心：“姑娘，已然这么样儿了，你也别老是觉着委屈！依我说呀，一个姑娘家，念书念到高中毕业也就足矣，大学上不上的不吃紧！我们家天星不是也没上过大学嘛，在保密厂子工作，又能比谁差到哪儿去？你呀，甭跟新月学，在家好好儿地帮你妈几年吧！” 陈淑彦掏出手绢儿擦着眼角说：“我妈也是真难啊！下边儿两个兄弟都在上学，得吃，得穿，得缴学费，光指望我爸爸那八十块钱哪儿够？要不我妈就说了：‘你没考上大学是我的福！’” “倒也是实话，”韩太太点点头，“早点儿工作，也给你妈省点儿心！”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这些天，他就在到处托人儿给我找工作，听说琉璃厂文物商店有个老师傅，过去跟他一块儿学过徒的，也许能帮点儿忙……” “噢？要是能成，那儿倒是不错，也是咱古玩行里的！回头，我跟你韩伯伯也提提这事儿，行里的人儿他都熟，要是用得着的话，叫他去言语声儿！” “那可就太好了，”陈淑彦感激地望着韩太太，“伯母，我要是能去了文物商店，可得好好儿地谢谢您！” “咳，说这话就见外了，都是回回亲戚！” 韩太太所说的“回回亲戚”，并非实指亲属关系，而是回回之间的通称，显示了这个民族同胞之间特有的情感。她拿起暖瓶，给客人的茶碗又续上水，好似漫不经心地问道：“淑彦，你今年十几啦？我记得你比新月大……” “比她大两岁，十九了；我的生日早，到春节就整二十了。小时候上学晚，在班里挺大的个子……” “二十了？到了该找婆家的年龄了，这可比念书更当紧！搞上对象了没？” 陈淑彦腾地羞红了脸：“伯母，我连个工作的地方还没找着呢，哪儿有这心思？在中学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谈恋爱的……” 韩太太笑了：“瞧你臊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妈也该给你操操心了。咱回回里头，好人家儿还是有的！” 陈淑彦就不再言语，低着头喝那碗茶。 被韩太太打发走了的姑妈，在东厢房里翻腾了一阵，抱着天星的一堆衣裳，泡在大盆里，坐到院子里石榴树底下，尽职尽责地揉搓。这会儿，正一边揉搓一边叨唠：“瞧瞧这领子上的泥！是怎么穿的？” 陈淑彦就放下茶碗，站起身，朝着院子里说：“姑妈，您歇着，我帮您洗！” 姑妈忙说：“那哪儿成啊？你是客人！” 陈淑彦下了上房的台阶，走过去说：“这有什么？我们家的衣裳都是我洗！今天我反正也没事儿……”说着就去抢姑妈手里的搓板。 韩太太却并不阻拦，只是笑吟吟地说：“是吗？你倒是比新月勤谨！长这么大，也没见她这么帮过她哥一回！” 姑妈争不过陈淑彦，就放了手，在围裙上擦着胰子沫儿，过意不去地说：“姑娘，今儿晌午别走啦，在这儿吃饭吧！” 韩太太却说：“家里又没准备，叫人家吃什么？我说呀，淑彦，说话就到礼拜天了，新月准回家，我叫她在家等你。” “礼拜天我准来！”陈淑彦高兴地说，使劲儿揉那领子。 “姑妈，”韩太太又立即下达任务，“您给这小姐儿俩好好儿地做点儿可口的，啊？” “哎，哎！”姑妈满心欢喜地答应着，一想到新月要回家，她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似的甜，“明儿一早，我上天桥的自由市场买活鸡去！上菜市口买活鱼去！” 老姑妈立即处于临阵状态，兴致勃勃地准备为新月接风而大战一场；韩太太却在心里谋划着另一件大事，这件事，现在还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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