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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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不回家来?” “忙。” “就那么忙?” “是。” “对你云婶的事,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 “没有?” “我不该瞒你,不该让你……” “就这些?” “对。” “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讲的,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按我的话做了没有?” “做了。”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岳锐声调越平缓、沉稳,岳鹏程觉出的威慑胁迫越大、越沉重。他无法忍受这种威慑胁迫,哪怕来自他的亲生老子。他的语调不由地高出了八度。 “做了?你是怎么做的?”岳锐疾言厉色。儿子的骄横跋扈使他痛心疾首,他同样不能忍受这种强硬和狡辩。“你登门骂娘。断情绝义,也是按我的话做的吗?啊?你说说清楚!” 岳鹏程并不正面回答,说:“爸,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你是老子我是儿子,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打可以骂,可以管教。可你以前管教我多少?我和俺爷一起吃的那个苦,你知道吗?我当兵回来遭的那个罪,你问过吗?我差点被关进大牢,你管过吗?现在才想起朝我这样,不有点晚了吗?” 岳锐猛地被撞进墙角。这正是他自感愧疚的。大儿子是部队南下前生的,先放在老乡家里,他在南方落根后,才接去住了不到两年便又送回家乡来。那时家乡穷、父亲多病,少年的儿子伺候父亲吃了多少苦,他远隔千里万里,自然难以顾及。岳鹏程当兵是他同意的。他曾打算等他从部队回来就把他接到城里。但儿子复员时,他正作为“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接受审查批判,与儿子见一面的要求也遭到拒绝。媳妇、孙子是在几年后才认识的。至于儿子一家因为黄公望的一个批示落难。他是住进干休所之后,才听别人当作故事讲的。城里的小儿子和女儿,尽管跟着他这个爸爸吃过苦头,但终究是他抚养大的,得到过他的父爱的培育。而这个被遗弃在家乡土地上的大儿子,无论是那个早逝的母亲还是他这个健在的父亲,都没有给予过多少雨露滋润。他象丢落山中的一棵幼苗,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坚韧和顽强才得以生存,并且长成一棵大树的。岳锐曾经为这个儿子骄傲过,也曾经为这个儿子惭愧过。岳鹏程的话,戳到了他心灵的伤痴。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这个当父亲的欠了你的债,你朝你云婶行威作恶就有理由了是吗?”沉吟了片刻,岳锐反问道。 “我没有埋怨爸爸的意思。”岳鹏程狡猾地躲避开去,“在对云婶的态度上,我承认有些不妥当。但我和她闹崩不是我引起的,不是因为私事。” “为的什么?” “我要改革,让大桑园富起来,而她……阻拦!” “你倒卖钢材是改革吗?” “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是拾漏补遗。我需要钢材,有人要卖,我为么个不能买?我买得多,别人需要,为么个不能卖?” “好一个理论家!这么说,你打人骂人、搞个人独裁,搞那些乌七八糟的外交,也是改革啰?”岳锐本想在“乌七八糟的外交”后面,把“欺骗淑贞、乱搞妇女” 一条也加上。但他觉得有些拗口,话到嘴边时删去了。 “是,不那样就改不动革。” “你混蛋!”岳锐的沉稳和耐心被打破了,“你张口改革、闭口改革,你改的什么革:人都逼死了,共产党的章法都踩脚底下了!我看你是地地道道挂羊头卖狗肉!” “这由不得你说!”岳鹏程处之恬然,言语却变得锋利起来。他无法接受父亲这种审讯式的指责。你有你的感情,我有我的感情,你否定我,我也否定你;不能因为你是老子我是儿子,我就装鳖装猴,屎尿一口吞!“八百块钱家底是谁留下的?几千万家业是谁创下的?‘企业家’‘改革家’也不是我自己封的!千秋功罪得让老百姓说话,让事实说话!你倒革命、云婶倒革命,你们干了那么多年革命,老百姓吃饱了穿暖了,还是买上电视机、电冰箱了?大桑园盖起几座大楼、公园,还是建起了几个工厂、学校?你们那是么个?” “你混蛋透顶!”岳锐成了一头毛发怒坚的狮子,跳起,急促地来回走动着。 恺撒发出几声惊吠。风与雕零的梧桐树叶喳喳吵闹。一只红脸大公鸡,高傲地昂起脖子,发出“咯咯咯”的呐喊。 “你混蛋透顶!”岳锐站住了,手指颤抖着指向大逆不道的儿子: “大桑园的家业是你一个人创下来的?日本鬼子扫荡时你在哪儿?土改合作化的时候你干了什么?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几十年的革命都否定了,你还有脸谈改革!功劳!我告诉你我的大改革家,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胡作非为,总有一天要倒霉!不信你就等着瞧!” “我等着瞧哪,爸。”岳鹏程干笑一声,说:“共产党也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你那一套,恐怕只能到干休所去说啦。” “好!好!这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好儿子呀!……”岳锐忽然大笑着坐回到石凳上;声腔颤抖着,一手捂住额头埂咽起来。 好像是过了很久很久,岳锐终于止住埂咽,抬起头来。他打量着空空荡荡的院落,毅然进屋,收拾起自己的洗漱用具和衣物、被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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