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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修订毕最后一章的文字时，我依稀有一种情犹未了的感觉，坐在电脑前似乎还想写下去，结果呢？只是在空白屏幕上打下了“结语”两个字，终于没有写成什么。今天打开电脑，又看到了昨夜在睡意朦胧中写下的这两个字，心里暗暗奇怪：我何尝想过要写一篇这样的“结语”呢？我这里所说的“结语”，就是关于这本书所阐述的当代文学的结论，虽然通常的文学史著作都少不了这么一个“结语”，但这与我一贯的文学史观念有违。我一向认为当代文学史是无法有结论的。从远处说，中国2 0世纪的文学史（包括当代文学史）只是一个时间的自然概念，新文学的传统与发展都不可能在“世纪末”结束，也看不出当代文学到了下个世纪会出现大的变化的迹象。在9 0年代生成的许多新的文学现象，现在都还是初露小干尖角，以后还有充分展示的机会，所以，要对世纪之交的文学史作出任何“结论”都是困难的。再从近处说，即使退一步承认近半个世纪的当代文学史可以有“结论”，我这本书也没有资格胜任这项工作。理由是我一开始就给这本文学史作了定位：它不是一本全面、客观、深刻的书，这是由它作为一本大学初级教材的性质所决定的。 说它“不全面”，就是不丰富，一本三十余万字左右的文学史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全面”展示五十年的文学史，更不可能有充裕的篇幅来讨论大陆以外地区的中国文学，它甚至有意避开有些文艺体裁和文艺样式的讨论（如对报告文学、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讨论），而只是抱着“宁缺勿滥”的陈旧观念，只是偏重于对一些文学作品做比较具体细致的艺术分析。大约是过去的政治偏见使文学史存在严重缺失的现象，所以现在通常编文学史首先要尽股能做到详细收集资料，一本文学史里，作家名字作品题目以及文学现象尽股能地罗列进来，这已经无形中形成评判文学史的标准：作家作品现象罗列越多，讲述内容越新，就越“全面”。但事实上，一本普通的教材只供一学期的教学使用（别的学校课程设置情况我不了解，复旦大学的当代文学史基础刮只有一学期，每周三课时，）无论如何也讲解不了这么许多内容，学生也未必需要掌握那么多的人名和书名。所以，我在设计这部文学史时首先把它理解成一部“简史”，只讲文学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能省略的就省略掉了。对于有些虽然重要、但无法三言两语讲解清楚的问题，或者目前还难以充分把握的问题，包括对于有些创作现象和重要作品的解释，都暂时不讲。为了适合上课的需要，现在全书的结构与课时相配合，共二十二章，每章分四节，专讲一种文学现象，第一节是概述，供一节课讲完，其余三节只分析三四部作品，详略相配，还要兼顾各种体裁，为的就是能在其余两节课里讲完。为节省时间和篇幅，对于同类型的创作往往只选取一部，选取标准既不完全看其是否优秀（其实“优秀”的理解是很含糊的），也不仅仅以其是否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大的影响（因为“影响”也是有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与文学成就大小无关），当然把好作品入选是肯定的，但只是代表了某类创作现象的好作品。有些比较复杂，需要重新认识和解读的重要作品，担心教师讲解起来困难，就没有列入专节分析，如《创业史》《青春之歌》和《红旗谱》等，因为这是需要有充分的篇幅来分析解读，短短的章节不容易讲清楚。所以，列入专节分析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优秀之作，没有列入专节分析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不优秀之作。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其次，这部文学史的写作虽然是集体项目，但能够比较鲜明地体现我多年的文学史研究心得，因而必然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我原先因为在课堂上讲过十几年的文学史，以为编写一部2 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驾轻就熟的工作，但真的一上手就发现处处是陷阱。别的不说，为了了解台湾文学，尤其是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我几次去台湾，在台湾的专家们的帮助下，收集、影印、购买了几批图书资料，陆续寄回家，竟堆了半个书房，接着是编目分类，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还不说一本本去读。有时我面对书橱情绪会无端烦躁：我究竟何时能读完这许多书？何况这还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小小盲点。后来我就慢慢认识到，要真正成为这个学科的专家，也许是我一辈子努力学习的目标，还遥远得很。于是心也就平了，在9 0年代开始我就一步步地研究文学史现象，从一些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寻找适合我自己想说的意思的话语。关于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规范、无名与共名、潜在写作现象……都是一些局部文学史研究的心得，由此来慢慢建构我心目中的文学史逻辑。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别的不去说，仅就治学态度而言，我觉得是可取的。现在这部文学史，因为是以解读作品为主，我试图用我自己的心得来分析作品，挖掘作品可能存在的隐性意义。所以说，这里有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成分，与已经被当作定论的阅读方法和分析方法不太一样。有些教师使用起来可能会感到陌生，也许需要参考我的其他一些著作，这是我感到歉意的，多年的研究工作已经使我不会使用流行的话语来讲课和著述了。 我还想说明的就是，这部文学史著作只是一部给文学爱好者、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阅读的书，所以努力写得简洁好读，它并没有将我对文学史的理解和想法全部表达出来，也谈不上思想理论方面的深刻性。其实，即使我谈出自己的全部研究心得，也没有什么深刻可言，我想说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话，文学史上确实存在过的，文学作品里确实包含进去的，我不过说出来而已。再说，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以讲解作品为主的类型也不是没有，只是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可以进一步开掘的文学史文类来提倡，我在设计这部书时一再考虑“以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应该具有哪些真正的特点。考虑的结果就是突出作品的文本分析，突出作品的艺术鉴赏性，不去介绍作家的全部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也不区分作家本身的成就大小，换句话说，不涉及对作家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讲创作现象只限于把现象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讲作品就讲它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读，它好在哪里。我的期望就是读者读了这部书，对近五十年来的文学产生喜欢，能够引起进一步阅读、学习、了解当代文学的兴趣，并且隐约知道一些我们曾经走过的历史（包括文学思潮的发展史、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等等），就够了，深入一步的文学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可以放到研究生的阶段再去深造。由于我尝试的正是这样一部不全面、不客观、不深刻的文学史，所以无意、也无法为所描述的当代文学史作出结论性的“结语”，我的研究道路还长，正如我们的文学也将绵绵地延续下去一样。希望这仅仅是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一部，以后的道路还将一步步走下去。 想说的话已经说完，最后我想说明一下本书的编写人员的工作情况。本书从开始立项到完成共两年，第一稿的写作者是：我本人承担前言、绪论、第一章，王光东承担第二、十四、十五、十六章，李平承担第三、四、十章，宋炳辉承担第五、十一、十二、十三章，刘志荣承担第六、七、八、九、十七章，宋明炜承担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章，何清承担第二十二章。完稿后，我把稿子带到韩国，在访问研究期间将有关内容作了通稿修订，其中有些章节几乎重写，有些章节需要将内容掉换，所以未能完成定稿工作。今年回国后，我将修订稿（二稿）打印出来，由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班和当代文学的进修教师一起逐章讨论修改意见，从叙述内容到叙述形式，甚至语法表达，都挑出了许多问题。这项工作进行了整整一个学期，然后由我、宋炳辉、刘志荣、宋明炜分头再次补充和改写，遂成三稿，我再作最后的通读定稿。这期间，彝族作家纳张元参与过《阿诗玛》一节的修改工作。所以这部文学史的章节文本经过了许多朋友的创造性的劳动，融化了许多学者的意见，可以看作是许多朋友通力合作、取长补短的集体成果。王晓阳先生为本书设计制作了封面装幀，钱亦蕉为本书编辑了一份作家小资料，周伟鸿为书稿清样作了认真的校对，孙晶在执编过程中为我做了许多工作，都是我特别需要感谢的。最后还想致谢的是我的老师贾植芳教授、潘旭澜教授，他们分别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资料丛书》和《新中国文学词典》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我在写作过程中一再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即如又一次聆听了老师的教诲；我也感谢沈永宝先生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若海、贺圣遂、杜荣根等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鼓励、宽容和催促，也许就不会产生这本文学史。 陈思和 1999年7 月19日写于黑水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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