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儿子
    卡夫卡可能确实有过一个儿子。
    格蕾特·布洛赫在1940年4 月致友人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这一点，这几乎是能够
证实卡夫卡父亲身份的唯一证据。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这位与卡夫卡结识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女速记打字员是
卡夫卡第一任未婚妻费丽丝的女友，她在卡夫卡跟费丽丝第二次订婚、又再次解除
婚约期间充当信使，就此发展了跟卡夫卡的亲密关系，并在大约1915年生下了他们
的儿子，“孩子七岁时在慕尼黑突然夭折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身份能得
到确认的话，“儿子卡夫卡”比“父亲卡夫卡”死得还要早。
    评论界对此多表怀疑。卡夫卡致费丽丝信的出版者认为，要是卡夫卡自认为是
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费丽丝把格蕾特的“痛苦”和“困境”告诉卡夫卡时，他那淡
漠的、毫无反应的态度“等于是不可思议的。”显然，即使只是因为出于愧疚格蕾
特也不得不对包括费丽丝在内的所有人都隐瞒了真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卡夫卡一
直被蒙在鼓里，“父亲卡夫卡”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另一方面，如果卡夫卡知道有
这个孩子的存在，不会不在日记或一切可能的场合有所表露。卡夫卡传记研究者宾
德尔坚决否定了这种猜测，因为没有引起猜测的具体证据，“甚至所有的细节都证
明与此相反。”有论家甚至据此推测晚年的格蕾特精神可能已经濒于错乱。有传记
作者则将格蕾特描写成是一位“客气、忧郁而个性顽强的人，”认为她向卡夫卡隐
瞒了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也并非是出于对费丽丝的愧疚，“可能是身为费丽丝
朋友的她，认为卡夫卡纵使结婚，也不会想要孩子吧。”（大野三木：《卡夫卡传
》）信使的旁观者角度从一开始就为布洛赫提供了一个弄清卡夫卡对婚姻家庭真实
态度的机会，虽然卡夫卡在这方面就像他在生活的其它方面一样优柔寡断，充满了
痛苦与矛盾。就此而言，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两个卡夫卡，订婚卡夫卡和毁约卡夫卡。
卡夫卡本人确曾在日记里排列过一个赞成与反对结婚的账本式表格，它反映的正是
生活中的卡夫卡与作家卡夫卡的分裂、相持与对峙。
    生活中的卡夫卡一生与两个女人有过三次婚约，其中两次是与费丽丝·鲍尔，
一次与捷克少女尤里叶·沃里泽克。卡夫卡一直担忧结婚可能使创作遭受损害，而
只给自己留存着“老头子的爱情，以便安享晚年”。直到临终前一个月卡夫卡向犹
太少女朵拉·蒂曼特的父亲正式提出联姻的请求。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同意
费丽丝的一个指责，卡夫卡也有其自私的一面。
    卡夫卡的“自私”部分来自于他对作家职责的深刻理解与忠实恪守。卡夫卡一
直坚持只有在感觉“肉体和灵魂被完全解放的时候，我才会写作”。卡夫卡对噪音
的极度敏感和对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忍耐力的深感惊讶，只是同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当然这也跟作家的神经类型与身体状况有关，主要还是来自于卡夫
卡对写作中的坦率与献身精神的强调，要求他全身心地投入。所以对作家卡夫卡来
说，最理想的写作地点不是家庭，而是“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
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后。……那样我会写出怎么
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致费丽丝的信》）卡夫
卡景仰的几位著名的文学老单身汉也提供了这种形象的一个样板，如格里尔柏策尔、
克莱斯特和福楼拜等，他们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被福楼拜称为人生“共同线路”的婚
姻。另一方面卡夫卡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所谓“单身汉的不幸”：一个人度过夜晚，
自己出去采购，卧病在床没有照顾，……等等，并通过《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的
故事发泄了他对这种生活前景的恐惧。在1913年7 月21日的日记中他又列举了其中
主要的几点：
    1 、不能忍受孤独的生活……同F 的结合将为我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抵御力量。
    2 、……昨天妹妹说：“（我们熟识的）所有结了婚的人都很幸福，可这我弄
不明白‘，这话也令我深思，我又害怕起来了。
    3 、我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孑然一身。我所完成的事业不过是孑然一身的结果。
    …………
    总之，“感受到平稳的幸福，使我想要结婚。”卡夫卡曾经设想“随着我内心
的决定和确信的日益增强，显示出这么一种可能性：能够排除一切而在一种婚姻生
活中坚持下来，甚至还能引导这种婚姻朝有利于我的决定的方向发展呢”。卡夫卡
认为这“只是一种想法，可以说是在窗台上准备跳窗抓住它的。”他在跟费丽丝订
婚前十八天寄给格蕾特的信中叙述了“格利路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结婚的想
法变为订婚的“尝试”：“我毕竟是将她抱在膝盖上了，一会儿，我又将她放了下
来。我之所以将她抱在膝盖，也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一种尝试。”卡夫卡与费丽丝
决裂的主要原因仍在于他“顾虑写作的关系”，“因为，写作是结婚的障碍”，这
最终促使他下决心为写作而撤退。卡夫卡常常倾向于将生活与文学对立起来，而当
两者发生冲突时，他理所当然地偏向文学，而这并不等于说他对‘生活’怀有敌意，
他不反对“在必要时，人应放弃自身的享受，为了家人而赞叹，顺其自然地过活。
（《致勃罗德的信》）因此，当面临选择的关口，常有犹豫不决的情形发生也就不
足为怪了，这也就是他数次订婚、数次解约的背景真相。
    就像他有一次拒绝好友奥斯卡·鲍姆的度假邀请一样，卡夫卡最终拒绝了婚姻
的邀请，因为他深信作家的生活是必然依赖书桌的。一个作家想逃避这一点是不可
能的。“但我在旅行中的不安却很强烈，至少我不能离开我的桌子达几天之久。”
而追求家庭幸福也是与一个作家的追求相背的。“除了与我所写的东西有关连者外，
如果还有幸福的话（我不知道我有幸福），那么我根本就没有写作的资格了。我的
一切事情不顺利，那是由于我丧失了资格，所以才有挫折；也是由于我对写作的憧
憬，永远占优先地位的关系”（《致勃罗德的信》）卡夫卡从不简单地谴责婚姻，
而他之不得不一再拒绝结婚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据我看来，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在这个动荡不定的世界上赡养他们，甚至还领他
们走段路，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卡夫卡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无疑是矛
盾的，“我对于结婚和生儿育女的事，希望能赋予最高的价值，但我是无法结婚的。”
在日后发现的一封致尤丽叶妹妹的长信中他这样写道：“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但
要尽我所有的力量，因为我想建立一个家庭……但是，我有什么能力来维持一个家
庭？我想要很多的孩子，我为了改良自己的现况而结婚。同时，我又害怕结婚。我
限制自己孩子的数目，我并不是能把土地分给孩子耕种的农夫，也不是一个会做生
意的商人。”
    格蕾特不会不明白成为父亲对于视写作为第一生命的卡夫卡意味着什么。如果
说婚姻是第一个障碍的话，孩子则更像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卡夫卡当然可以有
他的私生子，但无论是作为法律博士还是作为作家卡夫卡都很清楚这么做会给孩子
带来什么。对于一个长时间来一直陷于判决、罪与诉讼之类思考中的人来说，不考
虑到这一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卡夫卡不会以逃避婚姻的方式来逃避做父亲的责任。
卡夫卡从心底里一再追问自己，“责任感是什么？当这种责任感很值得受尊敬时，
归根结底就是公职人员的智慧，孩子般的幼稚，被父亲粉碎的意志……”所以当费
丽丝在信中提到“孩子问题”时，卡夫卡甚至对此感到高兴，并且承认，这个问题
是他产生绝望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既不能解决，也不能忽视。谁知道上帝
会怎样惩罚我们！”〔《致费丽丝的明信片》（1916年9 月7 日）在与女人的交往
和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卡夫卡似乎总是比较缺少把握。虽然在创作中，卡夫卡也并
不总是充满信心。他曾这样剖析自己：“从内部素质来看，我是神经过敏、堕落于
危险文学中、肺很衰弱、在办公室工作就会疲倦万分的小人物，具备了一切不利的
条件。”──而只有在创作中，才会面临感觉到自己才能特别强大的片刻。──即
使只以通常的目光来看，无论是在生活或是在创作中，卡夫卡都称得上是一个过于
认真的人。从他几次订婚，又几次解除婚约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即使在接触妓女
时卡夫卡也难免会产生一种对人的关怀，在意识的深处，卡夫卡更把这种关系视为
“不纯洁”。相反，在跟女人的正常交往中却常常免不了用妓女的目光打量她们，
这也构成了通往婚姻的障碍之一。卡夫卡自承婚姻和文学都是他尝试画出的一个圆，
结果都没画好。都只是在半径上踏步，成为“不动的前进”，而圆的中心点就是他
想要尝试的半径而已。正如他自己宣称的：一切障碍都将粉碎我。
    但我们不可将卡夫卡式的某些“言过其实”完全当真。卡夫卡并不缺乏一般所
谓的生存能力，在这方面失败常常被他夸大了。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表现也足以说
明这一点，甚至对为婚后物质生活提供足够保障的忧虑也不是主要的。“他不是在
人类的境遇中失败，而是他把一切生活献给文学”。（大野三木语）甚至连“我和
我父亲间的不幸（也就是指我与父亲的反抗），对我而言，只是我想提出来的一种
正当强有力的藉口或理由罢了。”在与费丽丝的通信中，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忧虑，
也曾被卡夫卡作为推迟婚约的理由，“我的健康仅仅勉强地维持着我自身，而不能
维持婚姻，更谈不上做父亲了。”〔《致费丽丝的信》（1912年11月11日）〕但这
一切并未对写作构成真正的障碍。“我认为生存足以妨碍我的写作”（《致勃罗德
的信》）应该将卡夫卡的“生存”换成“存在”，正是这种对人类存在境遇中的荒
诞与悲剧感的认识与深刻的洞察力，粉碎了卡夫卡的婚姻，甚至还差点粉碎了他的
写作。
    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也成为输送这种荒诞悲剧感的一个直接来源，伴随着“订
婚卡夫卡”与“毁约卡夫卡”的其实是儿子卡夫卡与父亲卡夫卡的对立。就像一切
传播花粉却又不由自主地陷入自身甜蜜的人，如果一切事实都像格蕾丝在给友人的
信中声称的，那么卡夫卡的这个未被证实的孩子只不过又重演了卡夫卡家族并非绝
无仅有的儿子们的早夭史。他曾经在信中向费丽丝描述过有关她的未来十二个儿子
的可怕前景：儿子全部夭折了，只有一个例外，活到二十岁，也步了他人的后尘。
其实卡夫卡本人也只活了四十一岁，到目前为止，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卡夫卡形象顶
多是一个略显年轻的中年人。
    命运注定一部分卡夫卡只能作为儿子，而不是作为父亲告别人世。卡夫卡的两
个弟弟，一个两岁时得麻疹去世，另一个生后不及半年，罹患中耳炎夭亡。卡夫卡
的母系除了卡夫卡的外祖父外，三个儿子都早年夭折，外祖母与外曾祖父母也都是
早逝。此外，在这一支中终身未娶者（拒绝成为父亲者）也不少。卡夫卡家族似乎
比较突出地体现了遗传的交叉原理，女儿大都健康正常，婚姻美满；儿子们相对体
质较弱。显然，从对“敏感、正义感、不安”的继承来看，儿子卡夫卡受母系的影
响反而比较大。除去那些有幸成为父亲的卡夫卡们，他们中大多数都是身高体壮、
脖粗如牛、气势逼人、充满自信、生意兴隆的商人，这主要得诸当过屠夫的卡夫卡
爷爷──“一个大块头的健壮男人”的遗传。令人奇怪的是，据卡夫卡母亲的回忆
这位屠父公公自己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活下来的大都通过个人奋斗脱贫致富，
以获得社会承认为荣，所有这一切父亲卡夫卡的传统特征都集中到了卡夫卡父亲一
个人身上。
    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作为心理学上的一段公案，或许会被弗洛伊德这位“维也
纳的巫师”（纳博科夫语）解释为“俄狄甫斯情结”之类。卡夫卡与弗洛伊德都属
于奥匈帝国治下的犹太人，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
影响，卡夫卡的传记编撰者之一罗纳德·海曼通过分析比较他们各自的父子关系发
现，尽管弗洛伊德的父亲和赫尔曼·卡夫卡一样蔑视儿子的“无能”，两个儿子的
表现却大相径庭。如果说弗洛伊德不顾蔑视和挫折，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决定人的
心理和行为变化的规律，卡夫卡却认识到，他永远不会发现什么规律。从《给父亲
的一封信》来看，他对父亲的情感是颇为复杂的。卡夫卡不幸的主要来源在于未能
争取到这位缺乏任何敏感、在任何场合都管教孩子的父亲的理解和注意，内心一直
怀有负疚感。
    我们不必一概站在儿子卡夫卡的一边谴责父亲卡夫卡，事实上卡夫卡自己也承
认，“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父亲。”《判决》中格奥尔格在临死时表示他
一直爱父母的。卡夫卡父亲的“不幸”在于他生了这么一个将文学创作看成高于一
切的儿子。同样，应该把写得过分偏激的《给父亲的信》──卡夫卡自称其中充满
了律师式的诡辩──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在此意义上未始不能说正是父亲的压
力激起了儿子倾诉的愿望。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坦言：“我写的书都与你有
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你的面无法倾诉的话。”父亲就像孕育了卡夫卡
所有作品的布拉格，他们都给卡夫卡带来了共同的精神压力，同时也对卡夫卡作品
主题的选择乃至行文风格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文学并不都是在安逸祥
和的气氛中诞生的，父亲和布拉格没有给卡夫卡带来幸福，文学适时地作出了一定
的补偿。儿子的荣耀即使不能及时驱散笼罩在家族墓地上乌鸦的阴影，至少替作为
卡夫卡商店商标背景的德国橡树添上了一片绿色的叶子。
    我们看到同一棵家族之树上的不同分枝，格外粗壮与格外柔弱，格外迟钝与格
外敏感，父亲卡夫卡和儿子卡夫卡，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角色交换，他们生来就是
两种人。
    成为父亲或成为儿子，非此即彼。
    卡夫卡父亲在卡夫卡儿子心目中构成了一道永远难以逾越的形象障碍，这使得
无论在读者，还是在父亲眼里，儿子卡夫卡似乎永远未能真正长大成人。
    “我在壮年的森林中，像小孩子一样地徘徊行走”
    “每当那些巨人般的女人在谈话时，我站在那里就像格列佛一样”
    卡夫卡多次流露过这种在成人形象面前的渺小无助感。卡夫卡最终没能够成为
父亲，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父亲的眼里他永远只是可怜的儿子zamza ，父亲的形象那
么坚不可摧，卡夫卡已经从内心划清了父亲卡夫卡和儿子卡夫卡的分界线，从而断
绝了成为前者的可能性。“他怎么会想要孩子呢？他获得了根深蒂固的信念：我从
你身上所看到的一切品性，都是维护并赡养家庭所必不可少的，我这是指所有品性
的总和，包括好的和坏的品性，它们在你身上都有机地融为一体。”（《致父亲的
信》）卡夫卡则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得出结论，“血统关系是一大桎梏，不但使人
觉得苦闷，而且使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给勃罗德的信中，他痛切地指斥了存在
于家庭两代人关系之间的这种弊害，“在学校和家庭中，所有的特性都会被抹杀…
…”“双亲的利己主义产生了两种教育方式，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都可以归纳为
专制和隶属两种。在专制这一方面，总是以优雅的母亲形象出现，在隶属这一面，
则是以非常骄傲的父亲形象出现。”成为家长这正是为卡夫卡深恶痛绝的。
    费丽丝、格蕾特不能改变，差一点成为妻子的尤里叶（甚至可以料想当他们最
初相遇时，正是因为尤里叶表示现在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这一点，才使得她差
一点成为卡夫卡的妻子。）也不能，甚至最后的情人朵拉·蒂曼特也做不到。
    只有在创作中卡夫卡才片刻尝试过主宰自己命运的滋味，以此满足在潜意识中
以父亲形象自居的愿望，无疑卡夫卡真正的儿子是他的作品。
    事实上《十一个儿子》正是卡夫卡对他在几个月内所写的十一个短篇的一次命
名与总结。评论界通常认为它们可能跟另外十一篇小故事里的主人公有关联，从作
为“长男”的头一篇《梦》开始、以下依次为《法律之前》、《皇帝的佣人》、《
邻村》、《一张旧纸》、《豺狗和阿拉伯人》、《天花板上》、《搭乘台车》、《
乡村医生》、《新律师》、《谋杀兄弟》。但没有人能够最终一一确定“十一个儿
子”究竟指谁，他们首先就是他们自己，是你，也是我，是人类，我们都在其中占
有一席，远远不止十一个，或许是十一种，和更多。至少在创作《判决》的八个小
时中卡夫卡确实尝到了那种亲手接过一个呱呱落地全新生命的乐趣。在日记中他这
样写道：“这个故事正常分娩，从我肚子里出来时满是血污和黏液，只有我用手挤
压身体并对此有兴趣。”在这样的时候卡夫卡的表现毋宁更像一个慈爱的母亲。
    卡夫卡自然也有自己的夜生活，不幸在于大部分时间都被文学占据了。作为帝
国保险公司的一个勤勉出色的雇员，与文学的同居虽也常常因为精力不济而半途而
废，即使通宵达旦地工作，一起努力生养一大批私生子，侥幸问世的也多半是难产
儿。生前为“父亲卡夫卡”认可的只有《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
放地》、《乡村医生》和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还有收入《观察》的一些文字。
三个长篇《美国》、《诉讼》、《城堡》终成为未竟之作。
    卡夫卡儿子们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了。要么成为一篇小说、一则格言或一篇日
记流传后世，要么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接受父亲的判决投入河水，或是像小说中
的甲虫一样躺在床上悲惨地死去。临终前，卡夫卡再一次对这些未被认可的私生子
和难产儿下达了死刑判决令并希望好友马克斯·勃罗德来充当死刑的执达吏。很难
怀疑卡夫卡吁求的真诚性，但在暗中，在潜意识里，卡夫卡实在还是有点于心不忍。
卡夫卡毕竟尚未虚弱到如林妹妹焚稿断痴情般孤注一掷，可以说该烧掉的都已经烧
掉了，不想让出诸自己之手的这些哪怕不完整的心血之作全部化为纸浆与灰烬，这
才是他的真实意愿。
    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将自己形容为“实际上已被剥夺了继承权的
儿子。”可以将卡夫卡临终前的焚稿请求作为他在潜意识中以父亲形象自居的最后
一搏，通过焚稿－杀子来行使一整套剥夺继承权的仪式，满足做一次父亲的愿望。
但卡夫卡毕竟是卡夫卡，就像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即使面临毁灭，也只是采用
了母亲的方式，在充满杀机的指令中仍然颇费苦心地为儿子们保留下最后一条生路。
米兰·昆德拉指责勃罗德背友也实在有点书呆子气，卡夫卡通达世情如是，岂乏知
人之明？勃氏私下早已自视为这批文学孤儿的教父，且如忠贞孀妻一般极尽耐心与
呵护之责。卡夫卡的儿子们终于个个出人投地，Ｋ氏家声日隆，勃氏之功实莫大过
于此哉。
    其实卡夫卡自己身上并不缺少父性。卡夫卡家的三个女儿中，奥特拉的性格最
像父亲，一次，卡夫卡梦见自己用一辆童车推着一个小孩，他问她叫什么，她回答
说：“奥特拉。”在潜意识中，卡夫卡将妹妹奥特拉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以此实现
与父亲的角色交换。在《致父亲的信》的末尾卡夫卡甚至公开出演了一回父亲的角
色，尝试以父亲的口吻指责儿子“无生活能力”，──就像国家有一次以犯有寄生
虫罪的名义流放了诗人勃罗茨基。──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在同忘年之交，年轻的
医科大学生罗伯特·克斯普洛多克交往中，就揉进了某种父爱的情感。甚至在对第
二任未婚妻尤丽叶以及人生的最后伴侣朵拉·蒂曼特的爱中也带有一定的长者之情。
    青年雅努赫眼睛里的卡夫卡形象也有部分与此吻合。雅努赫毕竟不是一条只会
陪伴卡夫卡博士在布拉格老城区漫步的珍贵宠物，在回忆录中他竭力捕捉这位作家
在散步中的灵光一现与动人的长者情怀。我们看到儿子卡夫卡身上逐渐叠现出一个
父亲卡夫卡的形象，当然这是近乎理想的父亲形象，虽然与一般读者印象中的卡夫
卡有点不尽一致，因此很难断言这份记录的忠实性与可靠性。或许正是年轻的雅努
赫重新激发了潜藏在卡夫卡身上的父性，雅努赫无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生
命的最后半年卡夫卡和心爱的朵拉──一位小时候就曾经从波兰正统派的犹太神秘
主义家庭出逃到德国的女逃亡者──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在家中过着安
详的日子，”这时候作家的生命也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这也提醒了我们，卡夫
卡几乎不止一次将婚姻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临死前一个月当他病情一度有好转的迹
象时，卡夫卡再次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写信请求朵拉的父亲，一位虔诚的犹太教
徒准许让他女儿跟自己这样一个或许称得上是“回心转意”的“改宗的”的犹太人
结婚，又一次遭到拒绝，这最后一次拒绝同样也来自生命。朵拉·蒂曼特成为卡夫
卡生命最后日子的女看护，她轻声地告诉最后一次前去探望的勃罗德：“在弗兰茨
的窗户上每天夜里都出现了一只猫头鹰──象征死亡的鸟。”
    当1924年夏天卡夫卡去世的噩耗传来，雅努赫联想起父亲在二十一天前自杀，
仰望父亲的遗像，儿子雅努赫终于明白他失去的其实不止一个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