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物的时代
    书写来就是被人读的，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单就这一点来说，书籍存在的
价值就是被阅读，世界上没有一本书不可以被当作读物，一本书如果不能成为读物，
也就难称其为书。将书称为读物，既是对可读性的强调，也是对书的物质实体本身
的强调。但在一个读书人眼里，书却不宜跟一般意义上的物混为一谈。暂且勿论一
本书必不可少的物质躯壳，──请试想一本用天鹅绒作为封面装订，并带有白银搭
扣的羊皮纸抄本的神奇手感──一本书，一直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甚至在我们不
得不动用“产品”这样有物化嫌疑的字眼时，仍尽量避免使用任何容易让人跟物质
生产相比附的说法，而总是乐于选择诸如“结晶”或“凝结的光的滴状物”之类美
丽词语来稀释物质，凝聚精神。
    普鲁斯特曾表白，我们至少坚信一本书的内容，“我们写出的句子的内涵应该
是非物质性，不是取自现实中的任何东西，我们的句子本身，一些情节，都应以我
们最美好时刻的澄明通透的材料形成。”同样，贝叶经之引人摩挲当然不仅限于一
片贝多罗树的叶子，──虽然，一种非同寻常的物质载体本身已足以构成某种精神
的象征。另一方面，对书籍外观美丽的强调难道不也正代表了对内在品质的格外重
视吗？──而主要是其中以血、以泪写成的文字，甚或仅仅是一种文字的本身。例
如，很难将我们对母语的依恋视为纯物质性的，正如对书的最初迷恋是一种精神的
痴迷，我们从来没有把书当作一般的物来看待，也很少会把逛书店与购物相提并论。
当孔乙己将偷书叫做窃时，暴露出来的也还是这样的潜意识，偷书反倒成了普罗米
修斯式的“盗火”。我们一直坚信精神传播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了书这一
最初的物化形式。从什么时候起，书从里到外的物化变得如此不可逆转，不管它变
成读物、食物、还是药物？
    海德格尔确曾将“物”视为一个不幸的字眼，最初让我把书跟物联系在一起只
有植物，诗人兼植物采集者圣·琼－佩斯曾这样感慨道，“书籍是植物的死亡”。
──维科则认为阅读的原意即是收集一些字母来形成每个词，仿佛谷穗束在一起。
──一棵树被砍伐，訇然倾倒，顺流而下，经过一路的转运，因为某种机缘变成了
河流下游的一页纸，一本书。一本书的诞生似乎充满了生命的悲剧色彩，一棵树就
是这一幕悲剧的主人公。如果命运能让我们作出再一次选择，该选择树还是选择书？
世界之命运既已如此地不可逆转，全部的书换不来一棵树，却换来了人类的文明。
──植物之死赢来了书籍的重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死，更近乎涅槃，书也由此
赢得了另一重生命。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普鲁斯特描述过老作家贝尔戈特之死：
“人们将他埋葬。但是，下葬的那天夜里，整整一夜，在烛光照亮的书橱里，他写
的书三本一叠摆在那里，相互交错，就像张开翅膀的天使，对已故之人来说，仿佛
象征着他的复活……”
    对于那些相信精神不朽的人来说，在对阅读的期待中，书籍最可望成为这样一
个复活者。文章被视为不朽之盛事，立言跟立德、立功并称。但“语言本不是产品，
而是一种活动”，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威廉·洪堡曾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不能
把语言看作一种僵死的生产品，而应视之为一种生产过程。”这种生产活动体现在
书写这个动作之中。书，著也。书写，本来是一个动作，不久它就成为物化的一个
基本环节。正如印章和印迹，印章就像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人们指着印迹说这是
语言，却忘记了印的最初动作。就像人们指着泥版上的槽子说，这是巴比伦人的诗
歌，指着纸莎草卷子上的墨迹说这是荷马史诗。
    其实，物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当书以一种物的面貌出现时才显得作为创
造的精神性有所贬低。但精神自身的显现也不得不经历着物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物，灵魂是一种伟大的物。”（迈斯特艾克哈
特）但这并非指上帝和灵魂是如同岩石一样的物。“物此处是为全部之物的细心和
节制的命名。”（海德格尔语）获得命名的书被召唤入它们的物化中。物化之际，
书以物的面貌展开世界，在世界上逗留。书由于物化而实现世界，受到制约，并以
各自的瞬间性与永久性、复制性与独特性两两对照。
    一本书，如果不把它当成一种物，那会是什么呢？一种绝对精神创造的体现吗？
所谓绝对精神指的就是上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只有《摩西十诫》才算得上是
这样一本“书”，虽然它同样不得不借助于某种物质外壳，《旧约》上明白地交待
了它的“字是神写的，刻在版上”，天主耶和华在西奈山亲手把它交给了摩西。在
回教徒们看来，《古兰经》也正是这样一本天赐之书，它是在七世纪时由一个叫穆
罕默德的人根据上天的启示断断续续地口授，并由他的门徒记录下来的。但即使连
这样的一本“圣书”，也还有人管它叫《读物》（又译《阅读》），意思是指每一
个穆斯林“要读的东西”。并且事实上跟《圣经》一样，它们都是人类历史被最广
泛地阅读的书，虽然不能随便把它们跟通常所谓畅销书混为一谈。
    可读性无疑是书作为读物的一个最起码标准，但具体落实到像《古兰经》这样
的书，仍有见仁见智、难以把握的一面。文化背景的不同，心境的差异，对于不能
够阅读原著的人，甚至选择何种译文都有可能成为影响阅读效果的因素。即以《古
兰经》为例，从它问世到现在的十几个世纪中，一直是作为占整个人类种族五分之
一的人的宗教和生活指南，据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介绍，在世界上所
有的清真寺里，“每天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阅读它；30班祭司相继接过它，整整诵读
一天。1200年间，这本书的声音在任何时刻都响彻在许多人的耳边和心中。我们听
说伊斯兰教徒的学者们曾阅读它７万次！”尽管如此，思想家卡莱尔仍把读《古兰
经》看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指责它“令人厌烦的混淆杂乱、粗糙、结构拙劣；无
止境地重复、冗长、障碍；粗糙不堪、逻辑混乱；简言之，令人难以容忍地愚蠢！
……我们从中读了大量的不可阅读的无用杂物……无论如何，人们觉得难以把这个
《古兰经》当作天上写的为大地造福的书，当作一本文笔优美的书，或者就是当作
一本书，而不是当作一本使人糊涂的叙事诗，就写作而言，几乎没有一本书写得如
此糟！……然而一旦你用你的手剥去《古兰经》的这个一圈混乱的东西，并把它放
在你身后的一段距离外，它的本质就会显露出来，其中有一种完全不同于文学优点
的优点。……一切艺术与写作技巧都不与此同日而语。人们可以说，《古兰经》的
首要特点是它的这种真实性，它是一本真诚的书。”回教徒们肯定会同意卡莱尔的
最后结论，而将他对《古兰经》可读性的质疑视为胡说八道甚或大逆不道！
    同样生活在西方且深受卡莱尔赞许的歌德却认为“《古兰经》是百读不厌的，
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更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
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
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
古兰经》的中译者马坚先生在“古兰简介”中曾单列一节欧洲作家对《古兰经》的
正面评论，大部分对《古兰经》包括文体在内都作出了正面赞美或肯定。至少对这
些作家与回教徒世界而言，《古兰经》的可读性是不容置疑的。卡莱尔无疑更强调
一本书的内在品质，或许可以称之为对内在可读性的注重，必要的话，甚至不惜以
牺牲部分文字表面效果的可读性作为代价，尤其是对于像《古兰经》这样伟大的精
神圣书来说，这样做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如果所指的只是通常所谓文学作品，问题是否会变得简单一些呢？韦勒克在《
文学理论》中曾辟专章讨论过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或“本体论的地位”的问题。
哲学家波普尔偶然地从埃及进口到雅典的纸莎草纸数量开始剧增联想到荷马史诗首
次以书的形式出版，正好都发生在公元前550 年左右。虽然书写比人们料想的要早
得多，但有很长时间书写除了被商人用来作记录，（人类最古老的字母之一──腓
尼基字母就是被以善于经商著称的腓尼基人，出于商业计算的需要结合数字的发明
演化而来的）主要用于官方和宗教文件。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东方，几乎到处都可
以发现类似书籍的东西”，无论是摩西的石版，──犹太教先贤认为它和“字”一
起同为上帝在安息日前的黄昏造出来的十件东西之一，──还是巴比伦的粘土，中
国人的甲骨、钟鼎、简帛，或其它民族的蜡、羊皮纸以及类似的材料等等。希罗多
德就曾多次用byblos表示“书”，即，用以表示构成一部伟大著作的一部分的一卷
纸莎草纸。而英语中的book“（书），原意是指用以刻字的木板。以诗为例，作为
确知最早问世的文学式样，诗曾同样被看作是一种”人工制品“（artefact），但
一首诗毕竟跟一幅画或一件雕刻不一样，何况确实存在着大量未被记录下来的”口
头文学“。即使毁掉一首诗的所有版本也毁不掉一首诗本身。而一首真正的诗也并
非仅仅意味着印出的诗行，字的大小、类型或选择何种开本对一首诗来说始终不是
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对像斯蒂芬·格奥尔格这样喜欢从字体、纸张到版式样样别出
心裁地另创一套的诗人来说，也只是试图通过将物诗化，以便从诗的内部抵御物的
入侵。同样马拉美诗中的空白也不是纸张无声的空白，而是为了强调声音的静默，
是作为一首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都知道最初的诗是用来歌唱或大声朗读的，在朗读高于默读的时代，“书
面传达常常被看作口头表达的低等替代物。”可能受老师苏格拉底不立文字的影响。
“甚至柏拉图也不仅认为他能说的话不是在他的作品中，而且认为通过写作充分表
达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柏拉图的观点
虽不无偏颇，口头表达虽因其直接性与现场感体现出某种人性的优势，但它的时空
局限的确是很明显的。儒勒·列那尔则干脆指出：“书写，就是以一种不会被打断
的方式说话。”卡莱尔把书的发明及其作用说得再透彻不过。“可以肯定，写作艺
术是人们已发明的一切事物中最神奇的。……书，写下的言论，……在书中有着整
个过去时代的灵魂；当过去的躯体和物质实体像一个梦那样完全消逝后，书是过去
的明确说出并且使人听得到的声音。……所有人类做过、想过、获得过或存在过的
东西，像以魔术保存法一样存在于书页之中。”“在所有方面，我们被迫作出这样
的结论，在尘世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有价值的一种，
我们叫做‘书’！”
    人类由于掌握了书写这个神圣的动作，遂建立并发展了人类文明。在印刷术发
明并被广泛使用之前，抄书业曾一度大为兴盛。据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记载，在以抄书为职业的人们当中，那些懂希腊文的
人地位最高，他们特别被冠以“写本人员”的光荣称号。他们的人数有限，因而报
酬也很高。其余的人仅仅被叫作“抄书手”。由于这些抄本装帧考究，所以印本书
籍的突然出现最初并不受到欢迎，甚至有人“会以有一本印本书为耻辱”。印刷术
突飞猛进的发展则使书写的广泛复制成为可能，书写及书写的加快物化有力地促进
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最终迎来了我们时代的机械文明，书写随之进入了机器
复制的阶段，书籍的流通与交换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市场。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申辩
篇》中曾经暗示，远在公元前399 年雅典就有一个称作“乐池”的生意兴隆的书籍
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只需化一个德拉克马──据历史学家估计大约相当于一战前稍
低于十便士的英国银币或八十年代的一两个英磅，一本平装书的价钱──就能买到
一本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跟一般手抄本的既贵且少相比，便宜得不可思议。波普
尔认为阿那克萨哥拉的《论自然》可能是第一部为出版而写的书，并且是最早的地
方性畅销书。发行量与读者群的增减一般成正比，反过来又影响到书价的制定与印
刷成本的核算。只有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价廉物美的书籍的推广普及才得以成为现
实，可以说正是从那时起人类真正进入到了一个读物时代。
    生活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曾经提到，“这一百年
来所出版的书籍，比五千年来出版的还多”──根据国际图书学研究所的一个统计，
1436年至1500年印30，724 种；1500至1600年印285 ，824 种，1600至1700年印972，
300 种。（《太阳城》，第134 页，注[96]）在英国书籍印行的数量先是以百计，
后来又以千计，而在1500─1640年间，该国印行的书籍已达两万种。据估算自1724
─1757年，伦敦的印刷机约计从七十台增加到近二百台，“在不停地被使用”，一
百年间出版量则增加了四倍。日报与期刊的兴起，《闲话报》与《旁观者》的创办，
使散文随笔的创作空前昌盛，接着便是小说的逐渐兴旺发达。随着读者队伍的不断
扩大，阅读取向的转变，使得诸如报纸和小说这两种十八世纪兴起的更为容易读懂
的文学消遣形式受到最广泛的认同与欢迎。到1781年，约翰逊已经谈到了一个“读
者的国度”，这倒真应了英格（Inge，William Ralph1860-1945）的一句话，“文
学成为一半商业一半艺术的时候才能繁荣发展。”
    印刷读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语言文字规范的形成与最终确立，减少了
手抄错误，（自然也相应地增加了新的印刷错误），拼写法的固定，版本的统一等
等，都有助于文学本身的发展与繁荣。对知识的传播，文化的进步，教育事业的扩
大，识字的普及，以及民主观念的推广，也都起到了积极有力的促进作用。另一方
面，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书籍的存在越来越取决于它的交换价值，精神创造
物沦为受经济杠杆支配的单纯的市场商品。这就是书籍沦为读物的真相，也是书籍
进入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笛福在1725年就对此作过一个鲜明扼要的总结：“写作
──变成了英国商业的一个相当大的分支。书商是总制造商和雇主，若干文学家、
作家、撰稿人、业余作家和其他以笔墨为生的人，都是所谓总制造商雇用的劳动者”，
哥尔斯密进一步哀叹“写作变成了一种机械性交易；而书商，取代了大人物，成为
天才人物的恩主与军需官。”菲尔丁直斥书商是“纸贩子”，乐于雇用没有“任何
天才和学问方面资格”的“作交易的雇工”，迫使大众只能“饮苹果汁，……因为
他们生产不出别的酒来”。
    评论家J ·P ·瓦特在考察十八世纪读者大众与小说兴起之间关系的著作中援
引了当时这几位知名于文坛的代表人物的相关论述，指出书籍出版市场同样面临着
被劣币驱逐良币的所谓“格雷欣法则”支配的危险。对数量的追求甚至会胜过质量，
瓦特认为，至少有两种考虑可能对作家连篇累牍的描写起到鼓励作用：首先是针对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读者，重复的写法容易被他们理解和接受。《闲话报》主要撰稿
人斯蒂尔则指责当时普遍流行的“不踏实”阅读方式，“它很自然地诱使我们堕落
成为思维方式缺乏判断力的人”，并导致了他所谓“被称作文体的词语的集合艺术
品被消灭”，尽管《闲话报》本身也难逃此讥。其次来自书商不断谋取更大利润的
要求。如哥尔斯密就曾指出过其中包含的矛盾是，“一方的利益在于写得越少越好，
另一方则是写得越多越好。”就像菲尔丁的朋友和合作者詹姆斯·拉尔夫在发表于
1758年《作家的状况》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写书是书商必须使其繁荣的制造业─
─交易规律迫使他尽可能地贱买贵卖……已知的最佳商品种类将会最适合市场需要，
他相应地也将会将其列入货单。而对出版时间规定得绝对严格，是与所得报酬相对
应的。”（转引自瓦特：《小说的兴起》）读物的作者天生就是多产的，他或她是
一大批外貌相似的──带有“风格”或“个性”痕迹的品牌标记──孪生子和同胞
儿子的父母。读物的制造环节已包括了事先仔细而又充分的市场调研，摸透了读者
消费的脾胃。读物的层次是以读者的年龄、收入划分的，生产符合不同层次消费需
求的适销对路的“系列”或品牌成为必然的市场要求。读物的作者自身成为这种品
牌的标志。他们以自己琅琅上口或古里古怪的笔名和艺名取得了商标注册权，以此
换取“说”之所有权与支配权，按照现在国际通用的说法叫“知识产权”。读物自
有衡量产品质量的认证体系，这就是它的销量。在书商眼里，销量就是质量。倘若
说书籍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物，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一面，读物的存在却是为了更
快地被替代。他们瞄准热点，跟踪流行，谁流行谁好汉，谁不流行谁滚蛋，各领风
骚两三天。
    他们轻而易举让自己的“作品”名噪一时，走在时代的前台。他们总是成系列
地出现，成套地出现。经过同样的包装，穿着同一牌子的洋装，系着同样的风纪扣
或吊袜带，被同一双手，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组装出来。“大师”成群，“文集”成
灾，在柜台前、在签名席上，如江南八怪，似商山四皓，抱拳作揖，调眼使色，同
声相应，同气相求。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更趋于平等，人头攒动争相购买这些签名商
品是为了满足下意识的保殖或增殖的愿望──这表明读物本身的良莠并存，其内在
价值多么难于真正地确定──而签名者不过是在促销自己或暂时充任某日之最佳营
业员。
    读物的另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被迅速复制或仿造。这种作为物的复制不仅
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作者自己也常常不甘寂寞地参与其中。感觉和理念正以一
日千里，快马加鞭的速度被生产、被复制，复制自己，复制别人，复制今人，复制
古人，甚至复制一座小型图书馆也只需一张光盘！复制的本身尤其是针对艺术的复
制即使再完美也难免会导致所谓“韵味”的丧失，这就是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
“它在时空中的风采，它在幸而问世的地方独一无二的存在。”“复制的艺术品成
了为可复制性而设计的艺术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并且
常常是双重地打了折的。大概这就是对读物复制自身的一种“废品的报复”。信息
就是一切，数量就是质量！互相抄袭、自我重复乃至简单地排列组合成为司空见惯
的伎俩。一切都符合于追求最大利润的最朴素也最原始的动机──名声则是一种带
来更大利润的具有广告效应的无形资产──这也使得“码字”与“车衣”成为一种
性质极为相似的主要靠体力支出来维持的社会劳动。对外表的包装甚至超过了对内
容的设计。外表在这里不仅仅是指封面装帧、纸张印工等等。更重要还在于事先的
宣传、广告，以及作者的知名度，而这一切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造就。读物在一定
程度上的畅销可以说是必然的，真正的读物一直是面向市场的，若有可能它甚至早
就瞄准了超市的货架。媚俗事实上成为可读性的唯一可靠保障，而群众是乐于盲从
的，所以读物的对象从来不是个人，而是大众。本世纪前半叶畅销读物之一的挂名
作者希特勒是个不懂写作的人，《我的奋斗》甚至连作为读物也还不够格，纯粹是
一些言语歇斯底里的大杂烩。
    个人作品在市场上标价出卖最初并非为所有的创造者所接受。在没有大规模的
商业性复制和发行的年代，书被认为是非常珍奇的东西，赫拉克利特将他没有出版
的著作珍藏在阿耳忒弥斯神庙里。直到近现代，仍有像狄金森这样事实上拒绝发表
的诗人。因为“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贫困，批准／这种腐败的行径”，所
以这位女诗人疾呼：“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显然，诗人拒绝的不
是阅读，只是商业标价，因为诗人坚信“它是非卖品”。文学出版物的经济标准的
援入及其滥用显然更有利于散文而不利于韵文，尤其是诗。对此马拉美毫不含糊地
表示：“诗人不萦怀某种利益，他无偿地生产，或者不屑于交易；这两个方面是显
然相联结的。他或者是时代的奇迹，或者是因谙尽悲辛而妥协，因为均需来自赞同
或确认，而在精神的奢华绵延中，这只能发生在命运的多舛或至少在社会的亏缺之
中；人们归根结底要领取机运的一种偶然的津贴。”马拉美曾将自己的《诗集》按
手稿定本照相石印的，印了四十份，顺序编号，每集仅一册，售价高达一百法郎！
另有七本编为A 至G ，为非卖品，再加一本校样本。
    马拉美并非一个固步自封的冬烘。正如本雅明在《单向街》中指出的那样：
“今天，所有迹象表明，这种传统形式的书籍正走向尽头。马拉美一方面把传统写
作形式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也预见到未来的变革，第一个在他的诗集《骰子》中
使用印刷文广告图像来强化形象的张力。这种印刷上的实验后来被达达主义者继承。
……印刷术正在被广告无情地拉到大街上，受到经济混乱状态的蛮横统治。”“生
长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的孩子，如果他在接触书本以前看惯了如此千变万化色彩斑斓
的字母，我很怀疑他还有兴趣读懂书籍里古朴刻板的印刷文字。”只要把本雅明这
段话中的“字母”换成“影视”、“音像”之类就差不多可以用来描述当代。只不
过他的有关诗人将在这种图像式的书写活动中扮演新角色，以及他们将会在人们生
活中重建权威的预言，一直未能兑现。一切达达主义式的印刷实践也并未如预料的
那么成功。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何为？抑或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把“诗人”这个
略显陈旧的称呼替换成影视“导演”，或者哪怕一个三流编剧？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将我们时代的文明称为书籍的文明。
波普尔先生眼中的文明当然是他们的文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以源自希腊的地中
海文明为代表的文明。目前世界的其他文明都有力求向这种文明靠拢或趋近的迹象，
我们的濒临破碎的古老文明基本上也处在这样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是政治家不得不
面对的现实，如果一切正如波普尔先生假定的那样，这种现实可以另外一种现实即
书籍的现实来替代，那么可以认为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似乎没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有自身极为丰富且保存完好的典册与经卷，历劫而犹未灭
绝，一代代地流传下来。我们对文字的虔敬崇拜一如往昔，只是到了最近的一百多
年才由不断滋生的自我怀疑而频受干扰，这种干扰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来自西方。甚
至连西方文明本身也正受到一种来自内部的干扰，这种干扰则来自过于发达的科学
理性，这又跟我们的内部干扰中理性的缺乏形成了对照。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只在书籍本身的意义上，我们跟西方仍然存在着一种
本质的差异。波普尔抽绎了西方书籍文明的这样几个特点：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
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
对自由的关注。撇开其余的不谈，这最后一点显然正是我们所稀缺的。甚至可以说
我们的书籍文明的存在目的与此正相反，是为了禁锢自由的存在，是对自由的漠视
与诋毁，属于一种围绕着以代表统治者意志的正史经典为中心形成的权力话语系统，
书籍的传播与散布实际上长期处于国家垄断之中。我们比西方领先了好几百年的印
刷术，除了在维护这种垄断和愚民宣传中继续发挥作用外，主要只是在传播一种外
来的佛教经典中作出了贡献。难怪曾有人认为我们的书籍文明中值得一读的书不过
几本，构成我们书籍文明极大部分的只是对这几本书的疏注与修补而已。因而我们
的书籍文明在很大程度中是在重复中维持，只有积累，没有更新。这种情形只是到
了近代，通过对西方书籍文明的逐步引进与翻译才迎来了转机。现在我们又面临一
个新的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口，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书籍文明的发展是否都
已濒临共同的尽头了呢？
    但愿这只是杞人之虑，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这种书籍文明为我们提供
了何种尺度和真相，这一切都如波普尔指出的那样是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的。
但正是在这次演讲的最后，波普尔教授仍然流露出一丝忧虑：时尚、传媒和电脑是
否会已永远地破坏或已经松弛构成一切书籍文明基础的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
恋？它对传统和本源的背离，它的随意性和缺少理智责任感的姿态，它的萎缩的想
象力和贫乏的创造力。甚至，也来自于它对自由的曲解与滥用。或许接踵而来的将
是──一个读物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