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二

　　刹那间，我被感动了。我想起了已别我二十多年的慈婆婆和她唱歌时的那副庄严的神态。我轻声向身旁一位留着长发的男青年询问：“这是什么歌？”男青年正忘情地唱着。他没有因为我的打搅而起愠，友善地微笑着告诉我：“赞美诗。”我记住了。后来，我在清沁堂的办公室里买了一本。绵薄的黄纸上，铅印着一首首诗，没有乐谱。我学不会。就随便丢了。后来，我没有常去清沁堂。我那日趋僵直的关节，并未因去而见好转。据说耶稣象观世音一样大慈大悲，他不肯赐福的人，皆因那人品质有问题。我何必再到教堂里去怀疑自已有罪呢？

　　“老公公呢？”那天，瞌睡中，我听见一个拎马桶的女人问老婆婆。我至今记得老公公的长相。我微睁开眼，见老婆婆随随便便地指指天空。湛蓝的苍穹，有几朵悠闲的白云在飘逸。老婆婆见她不解，又悄悄地带着一丝神秘地说：“放松去了……”放松、放松是什么意思？等那人走后，我问老婆婆。她的嘴一瘪，用那多皱纹的老脸凑向我，看了我好久好久，才颤颤地说：“做人苦啊……”

　　做人苦，苦似乎还有尽头，那就是“放松”。当即，我下意识地抚一抚还在隐隐作痛的胳膊，忽然感到了一种朦朦胧胧的轻松感，并且莫名其妙地轻松了好长一段时间。

　　解放前，我家这排房子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房子对面，是赫赫有名的徐光启的故居。原先有九幢。俗称九间楼，现在只有七幢了。二楼间，有一排飞檐。据说是典型的明代建筑。一九八三年，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电视台、报社、博物馆一批批的派人来。“他们在九间楼前的空地上竖一块石头。竖石头的那天，副市长也来了。轿车把整条马路都塞满了、在没有竖石头前，九间楼实在没什么惊人之处。唯一留存下来的那扇雕花木窗，一九五八年房屋大修时被拆除了。

　　楼内的格局，更是七零八落，连接九幢房的长廊，不知在哪年哪月被哪些人—一隔断了。竖了石头以后，它也依然故我。我家这一排属于高平房，都是店面。从西数过去：馄饨店、杂货店、南货店、棉花店、箍桶店、剃头店、洗衣作坊……公私合营前后，这些店面差不多时间都关了门，只剩下隔壁的南货店。于家伯伯过去是南货店的老板，现在是店里的职工。邻居们喊他：“于先生”，而我喊他“于家伯伯”。他是阿文的爸爸。

　　一天，又一次发作，是左肩关节。那痛，象关节腔里插了把利刃——不，不象利刃。刀子的味道，我尝过——象被人狠命塞进一团回丝，胀痛，一跳一跳的，不能平躺，不躺又困得要死，因此只能穿件薄薄的衬衫忽而躺下，忽而坐起，一分钟更换一个姿势。腊月里的天气，难忍啊。拉线开关的胶木“的子”被我咬碎了，长长的拉线，被我一节一节咬断了。如果可以放声大哭，我哭哑嗓子在所不惜，可是，辛劳了一天的母亲正在我脚后跟熟睡。我努力躺下，试着熬那难熬的疼痛。我编织故事，让依稀记得的童话里的人物纷纷登台。他们来了，不忍心看我痛苦，露了露脸，即纷纷逃走。我又坐了起来。木床吱吱作响。微微摇晃。母亲仰起头，睁着惺松的眼，疲乏地问：“要不，去看一次？”我低垂着头——痛的时候，唯有把头颅深深埋在胸前，才好过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怀着一种负罪感。为什么在我深深垂下头颅的那一刻，疼痛才减轻些呢？我摇摇头，精力被巨痛消耗完了，说话已成为额外的负担。灯又灭了。我努力不使自己晃动。夜又归于宁静。可是，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忽然想到有钱的好处。

　　如果，此刻。我有一百元钱（多么大的一笔数字），我就去喊一辆轿车，让母亲和我，坐上轿车，直奔医院；如果有一千元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天文数字），我就去住医院，请一位看护，母亲乐意，就让她每星期来看我一次好了……是啊，钱，等我长大了，第一件事，就去赚钱，赚遍世界上的钱，包下整座医院。让所有象我一样的人，都能住进医院……可是，现在母亲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一个月两三次去医院，再多的钱也要用完的。医院的路，看来行不通，我应该走另一条路。“放松”，倒是条捷径。我轻轻推开被子，轻轻坐到床沿。

　　床边那只没有抽屉的抽屉洞里，是母亲放药的地方。母亲每夜要吞安眠药。我从抽屉洞里，抓出一把纸药袋。哪一袋是我需要的呢？我为难。万一吞下的是维生素什么的呢？我去摸开关的拉线，拉线被我咬得很短了。“啪”，灯亮了，母亲也醒了。看着母亲奇异、惊慌、甚至略带埋怨的目光，我心里慌张，差点向她坦白我的秘密。于是我哭了，微微颤抖。

　　“唉，熬不过了！”母亲叹息着。起身穿衣。我瞄了桌上的闹钟一眼，指针正指向三点。照例，我又推辞了一番，不愿去。母亲不与我罗嗦，替我穿起了衣服。住在阁楼上的大姐和哥哥被叫醒了。大姐拉开了门，门外寒风呼啸。她去敲隔壁于家的门。约过了半小时，大姐回来了，手里拿着黄鱼车的钥匙。奇怪，我不觉得痛了。钥匙似乎能止痛，我等了一夜，似乎等的就是它。

　　推开门，胖墩墩的于家伯伯披件棉袄，正在调车头。那车，是南货店里的。他边将车尾靠向我们，边嘀咕着：“作孽啊，小小年纪…

　　…“一副菩萨相。他伸出肥厚的手，托住我的右胳肢，把我轻轻托上车。他为我拉拉帽子，让海夫绒的那一面裹住我的脸颊。隐约的星光下，我见他怔怔地看着我。大姐骑上车母亲和哥哥用他们的躯体围住我。我们向漆黑的、寒风猖獗的街的尽头驰去。车过了五六米，我回过头：在我家门口，在那排不太高的平房下，有个臃臃的身影默默地位立着。

　　我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于家伯伯那套动作里缺少了某些东西。往常，他拉来车，扶我上车，总要送我去医院，被我母亲婉言谢绝后，他准会问：“钞票够吗？多带些，方便……”要强的母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向他借一些。但是，到了发工资，哪怕再晚，也要敲开他家的门，把钱还给他。老辈的人，彼此之间是十分了解的，尤其象他们这些从小本经营中熬出来的人。

　　于家伯伯年轻的时候，据说十分巴结。他先是在十六铺那家大南货店学生意，后来，赚了钱，选了这间朝南的店面，开了爿两开间的南货店。正当他生意做得火红，解放了。大合作那年，他店里派来一个年纪轻轻的公方经理。那经理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于家伯伯把阿胡子当大领导。要不是那个爱哭的阿文，于家伯伯和阿胡子定会非常融洽地一直相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