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五

　　左小腿留下了三块伤疤。不久，这三块疤痕又被我戳得鲜血淋淋、说来有点后怕，我竟敢和“两角三”拼打。“两角三”住在“九间楼”

　　隔壁弄堂里。他本名叫梁国良，为什么要在他的名字上添一分，肯定有出典，我说不上。挺括的高鼻子，双眼皮下陈志伟这段话中的现实二字换成自我，便是超越自我的含义。我理解：把握现实与自我，正说明我们不能指望没有困境，可我们能够不让困境扭曲我们的灵魂。

　　于是有一种具有更博大的胸怀、更深刻的智慧、更广泛的爱心的人类，与天地万物合成一个美妙的运动，如同跳着永恒的舞蹈。

　　这样的舞蹈多么难跳。难到常让我们丧失信心。不过，他妈的我们既然活着！

　　从人的困境出发建立观念，观念是活的，一旦不合人的需要，改革起来也容易。从已有的观念出发构造人性，人性就慢慢死掉。死掉人性的人去改革，常常是再把活着的人性屠杀一回，立起一个更坚固的国人的观念。

　　对特异功能一事不信、不听、不看，只因它不符合已有的一种主义。已有的这种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然而只从这种文化出发的人却变成文化盲。

　　也可能是这样的人没弄懂这种主义。也可能是这种主义又一次证明了那句名言：生命之树常绿，理论往往是灰色的。

　　我们平时不再“之乎者也”地说了，可小说上出现了“之乎者也”

　　却不妨碍这可以是一篇好小说。同样，我们学一点外国的说话又怎么不行呢？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人就比过去多了幽默感，外国小说和电影里的翻译语言未必设起大作用。语言习惯的不同，不单是单词排列得有异，更多的可能是思维方式的差别。中国的思维方式太有必要杂交一下，不必把国语的贞操看得太重。

　　中国人踢足球、打篮球，除去身体素质、技术水平还低之外，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心理负担太重。说是“为祖国争光”一条口号压是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乌黑的卷发，大暑天，一身白里透红的皮肤，块块肌肉，轮廓分明。附近的大姑娘，都喜欢偷偷觑上他一眼。说实话，那时我把他当作一个最标致的男子汉。“两角三”喜欢惹事生非，比如把一双油腻腻的手往人家晒着的新棉花胎上擦。又比如，故意将裹上糖纸的粉笔头扔在马路中央最醒目的地方，等过路人去拾，等着得意地哈哈大笑——有时，站在自家门口的我，也会跟着乐上一会。那天，“两角三”用一张印有米老鼠的很精美的玻璃纸，包上一段粉笔，扔在马路中央。一个器宇轩昂的中年男人走来，他几乎没朝它看一眼，匆匆走了。不久，一个时髦的姑娘路过，似乎看了它一眼，然而看见“九间楼”台阶上有一群捣蛋鬼后，使低头而去。过一会，一个拄拐杖的老头子特意从南货店前走过来，用拐杖拨了拨“奶糖”，又颤巍巍地走了。“两角三”们发出了可惜的“嘘”声。我失却了耐心，转身进屋去了。隔了一会儿，我听到一阵热烈的笑声，便笑着兴冲冲地跨出门坎。我看见一个扛着一大捆稻柴的妇人费力地把肩上的稻柴放到地上，弯下腰吃力地去拾那颗“奶糖”。几乎同时我认出，那正是我。母亲！霎时，我浑身燥痒，忙扭转头去。顷刻。我感到了奇耻大辱。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吃糖！从此以后，我开始对世界上所有的恶作剧深恶痛绝。

　　次日，“两角三”来我家，我装着专心看连环画。不理他。我的态度惹得他动手要抢连环画。我破口大骂：“杀坯。”他愣了愣，大约在想：这病小子还敢骂人。于是他笑了，笑得很平静，很残忍，很开心。笑着，他轻轻地问：“你父亲呢？”呼地，热血涌上了我的脸。

　　霎时，我象一只小狼，狠狠向他扑去。他得意洋洋，伸出那健美的、栗子肉鼓起的胳膊毫不费劲地抓住我的双手，不让我近身。气得我大哭大叫，更猛烈地进攻。他火了，用当时流行的“划勾子”要把我摔倒。是他的技巧没有到家还是我急中生智的躲避，我说不清，反正我没有被他摔倒。他的木拖板恰恰踢在我那块还没有长好的伤疤。我发出了尖锐的惨叫。邻居们被惊动了，赶来将他劝走。他走了，我感到异常委屈，想哭，又不愿哭。我努力控制自己，以致全身憋出了一阵阵汗。汗水把背心浸湿了。突然。一股恶意涌上了我的心。我看看小腿上那块嫩红的疤一它被木拖板卷起了一块皮，便在屋里四下搜索。

　　目光溜到墙角落那只放工具的木箱上，我过去拿到了一把布满铁锈的特大号“扳头”，对准自己小腿上的三块刀痕狠狠砸去……我后悔，在那一刹那我不该犹豫。要我砸第二次，我实在没有勇气了。嫩红的疤，渐渐变青了，殷红的血，从那个被“扳头”砸成的凹处慢慢地渗出——它不象往常一样喷泉似的涌，而是慢慢地渗着。我感到扫兴，同时、我又似乎颇高兴。说不定，我的病已经痊愈了。你看，它只是在慢慢地渗。我把腿搁在方凳上，等候着母亲，让母亲陪我去找“两角三”算帐。我不该把争执扭打的事由全盘向母亲托出。母亲默默听着，憔悴的脸上显得异常平静。她一声没吭，没有大骂那个该死的“两角三”，也没有责怪自已的儿子。她拿来一条浆洗过多次，已经变成暗黄色的绷带，把我那条渐渐变沉、变重的小腿紧紧裹上。就在她给绷带打结的那一刻，我看见有一滴泪水，掉在那暗黄的绷带上，但立即被绷带吸干了……

　　因此，当“两角三”的父亲——那个红鼻子、罗圈腿的绍兴老头被当作特务揪出来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只要母亲稍不留意，我就窜到斜对面，去看那个绍兴老头读别人写他的大字报。那大字报听说是他家隔壁的凌家小子写的。因为用水，两家多年不和。凌家那小子，有点肚才，他写的大字报，既有生活情趣，又有革命激情。我至今还记得那么一句：“他叫他的儿子，骑马琅琅……”那绍兴老头把老花眼镜戴在鼻尖上，在昏暗的路灯下，几乎把整个面孔贴上那散发着墨汁臭的大字报上，用极浓的绍兴口音念了起来：“其哦其昵子，骑马琅琅……”尤其那声“骑马琅琅”，被他念得格外的响，格外的长和格外的“琅”……于是，围观的人群迸发出欢快的笑声。我挤在大人们的大腿缝里，也拼命地笑——只是，我不太明自为什么要笑——以后几天，我总在搜索“两角三”的影子。他几乎绝了迹。这当儿，我又突然暗暗地恨凌家那小子。凌家那小子后来疯了。据说，他父亲的历史上也那么了一点。

　　白皮肤的“两角三”偶然才见到，他似乎变得更白了。终于，作为独苗的他突然离家远远的，独自去了内蒙古。听说，离家的时候他只带了一样东西——一床破旧的棉被。在内蒙，一呆就是两年。两年后回上海的时候他带回了三样东西——一把有刀鞘的匕首，一双镶有珠宝的皮靴，一个绝顶漂亮的女人。“两角三”几乎成了这条路上的传奇人物。那把匕首在小圈子里亮进亮出，那咯咯咯的皮靴声在弄堂里响进响出，那漂亮的女人被他带进带出。“两角三”变了，变得老成了许多。他不再恶作剧了，不再东家窜西家走了。偶然，他看见我，还会向我露出友善的微笑。两个月后，他带着他的三样东西走了。又两个月，来了份电报，要他姐姐和姐夫速赴内蒙。他姐夫去了。又两个星期，他姐夫从内蒙返回，捧回一只白木广漆的骨灰盒。梁国良是为什么死的，他家闭口不谈。有人说，他是为那把匕首死的，有人不同意，说是为那双靴子死的。而有人猜测，他是为那个女人死的……

　　哦，梁国良死了。这么强壮的美男子也会死。有时，在月亮光下，看着自己单薄的、歪歪斜斜的身影，总会想起梁国良。你看他那身肌肉，看看他的体魄，怎么会死呢？我似乎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