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六

　　由于淤血化脓，外加并发伤寒，小腿的伤累及了胫骨——胫骨出现了窟窿。专家请来了。会诊的结果，要据小腿，说：小腿不锯，会影响我的生命。

　　母亲跟医生吵。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一直吵到我的床脚后。

　　“不，不能锯，你们做做好事，无论如何不能锯。没有腿，叫他以后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怎样……我不能养他一辈子！”医生的话，我忘了，总之，怪她不讲道理，不懂规矩。道理，规矩，她比他们懂。

　　她要保留她儿子的小腿，这就是最明白的道理。她不愿她的儿子在九岁就把小腿留在手术台上，这就是做人的规矩。

　　当时，我却只是感到难为情。自己的母亲在这个白色的、宁静的、神圣的病房里哇啦哇啦，是件不体面的事。母亲大吵的时候。我总要去瞄床对面那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眉清目秀的女孩子。据说，她的祖父或外公是这个大医院的什么长。她那位戴金丝边眼镜的祖父或外公，她那位把头发一根一根往脑后粘的父亲，还有她那个有着几丝白发还穿跳舞裙的妈妈，他们讲话都是轻幽幽的。

　　就那样，双方争执不下，成了僵局。医生既不给我锯腿，也不给我治疗。“当时，母亲一定知道，这样拖延对他儿子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她将担负怎样的良心重责，她将承受怎样的舆论高压。当然，母亲是深明大义的，她的坚持是正确的。在一条腿和一个生命之间，她宁可选择一条腿，因为她知道，人的嘴要用自己的四肢来维持。至今，我深深感谢她。我想，如果我失去肢体，我宁可失去生命……

　　我感到情况严重了。浑身发烧，小腿肿胀，疼痛难忍。我迷迷糊糊，讲起了糊话——我觉得活着没意思，别说割去一条腿，就是割去两条腿，我也情愿，人，反正要死的……“妈妈，”我喊，“由他们去吧，我难受死了……”我用头去撞白色的铁床架，我看见床对面的女孩睁着恐怖的眸子在注视我，便略略收敛了些，把头颅往床架上顶。

　　痛没有减轻，难受依然难受。母亲的眉心紧蹙着，眼里噙着泪花……

　　她抱紧我的头，可是被我挣脱了。我把头颅狠命往床架铁管的空当里塞……铁管发出了可怕的吱吱声。我希望自己的脑壳即刻破裂：“妈妈呵，你救我……

　　我后悔，我不该吃那三分钱一只的西瓜。成年后，当我初步具有抽象思维能力时，我总想：大脚趾的伤口感染、小腿的血肿，再加井泥和西瓜，是造成这次悲剧的祸首。

　　那天，去看什么飞机。由于脚板上翘，小腿受力，引起了肌肉血肿。当夜，瞒着母亲早早睡了。第二天起床，脚趾的血止了，而小腿肿得象皮球，不能踩地。母亲又叹气了，要我整天躺着。那时。我没料到会严重到这种地步。母亲上班去后，我就偷偷起床。站在门口看一眼街景也好呀。母亲下班回家，见那脚还不退，就断定我得了“热毒”。大伏天，毒日头下到处跑，能不得热毒？她的一个长辈，就患有“流火”之类的脚病。中国到底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古老的传统医道。不知救过多少人的命，使多少人从病患中解脱出来。母亲对老祖宗传下的东西是相信的，但不象父亲那样狂热。这也许即是今天所谓的文化积淀。就这样，她让哥哥去对面“九间楼”挑井泥。她要用冰冷的井泥来治疗我的“热毒”。

　　“九间楼”有一口古井，说是明代的。井栏由汉白玉做成，很低，不大，象一只大号脸盆。井台是用竖起的瓦片铺的，瓦片铺得很精致，密密的，还有些什么图案，经年累月，染上了青绿的答藓。井旁有个土堆，上面种一株夹竹桃，矮而粗壮，三月里，片片花瓣把井里的水映得红橙橙的。那井、很深很深，以致那只破旧的木桶系上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绳。这古井里的井泥，是远近闻名的。腮腺炎（大嘴巴）流行的季节，经常能看见不知来自何方的陌生人，手里握着特别长特别长的晾衣竹竿，极费力地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经过大大小小的门框，前来挑井泥。过去，“九间楼”的居民是慷慨的，现在，就不那么大方了。别说是陌生人，就是关系一般的同街邻居，也轻易得不到井泥。

　　见有人提着竹竿走来，就挡在大门口说：“井臭了，不能用。”或称“把井水搅浑了，人家怎么喝！”其实，那井水既不臭，他们也不喝。

　　他们只是还没有研究制定出一个井泥收费的办法。

　　哥哥的任务是艰巨的。那年，他十五岁，个子并不高。我躺在床上，想象着他掏井泥的情景：趴在汉白玉井栏上，用竹竿慢慢地插到井底。竹竿早被割去了节疤，留出一个个凹陷。他用双手握住软软的、细细的竹梢，颇吃力地摇动沉重的竹竿，估算沉淀的井泥是否已经嵌入了凹陷中。不久，竹竿滚动着水珠被提了起来。他用手指去抠竹孔里的那团稀稀的、发黑而微熏的泥糊，然后极珍贵地把它刮在瓷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