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八

　　他的名字也奇，与当时正蒙难的罗氏大将只差一字。尽管这样，他一点也不觉得应该作些兔死狐悲、夹紧尾巴做人的表示。他身高一米七九，喜欢双手插裤袋，站在“九间楼”前的青石板上。他总是穿一条肥大的，镶有暗红嵌线的警裤。裤腰随随便便、松松垮垮地系着，终年蹬一双锃亮的老方头牛皮皮鞋，那是公家发的。他是一名警察，但在哪个部门工作，谁也不知道。他虽然干那一行，却从不见他穿制服。他爱穿便服，服饰在当时要算是很精美的，甚至还可以说是相当时髦。他相貌英武，微凹的眼窝，鹰钩鼻，方方厚厚的下巴中间有个“心”字型的凹陷，还有一脸络腮胡子。他说话嗓音纯厚，悦耳，响亮，有股浓浓的鼻音。他每讲完一句话，总喜欢噘起下嘴唇，紧紧抿住上嘴唇，这动作有异样的魅力。歌，他唱得很好。据说，有一次他在千人大会上表演过独唱。公开场合，他总是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而其它一些当时允许唱并且提倡唱的歌，他一概不唱。原因呢，我听他儿子说：“那些歌，不配唱……没有力道。”在私下场合，在他自己家里，甚至在他家那个小天井里，他便会旁若无人地大唱特唱《乌苏里船歌》、《克拉玛伊之歌》在当时，唱这些歌是需要有些胆量的。我至今还记得的一句残缺不全的歌，就是从他那儿听来，潜移默化印在脑子里的。“……你要问那阿娜尔罕长得怎么样呢，哎哟，那黑眼睛、长眉毛、人高大，哎哟那可爱的阿娜尔罕，就象一朵美丽的鲜花……”末尾，还要来句“的、的、的蓬嚓”。就这首歌。几乎风靡了“九间楼”附近的几条马路。年长我几岁的小男人，吃过夜饭，就拉开喉咙大声唱，等唱到那句尾声，“的、的、的蓬嚓”时，就来个众声合唱——可惜，那首歌，在他们嘴里唱走了样子。他们唱不好它。他们没有他那样的麻荔枝般的喉节。

　　朦朦胧胧的，也不知何年何月，这位“阿娜尔罕”走进了我的生活。尤其在那漫长而又寂寞的病榻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陪伴着我。有时候，我总隐隐约约觉得，我将来的妻子，一定是位黑眼睛、长眉毛、又高又大的女人。

　　“外国人”，即罗氏兄弟的父亲，几乎成为一群大小孩崇拜的偶像。而他也确实够他们崇拜。凡是值得玩几下的东西，他无所不精，无所不能，无不出人头地。放鹞子，放入放“瓦片鹞”，他放“人鹞”

　　；别人放人鹞“，他放又长又漂亮的”蜈蚣鹞“。斗蟋蟀，他更是堪称专家，不论哪种蟋蟀给他评定，他总会找出贴切的名称：”黑头“、‘铁头”、“青板三色”、“蓝衣白条”。他家有许多蟋蝉盆，靠大衣橱、顺墙脚一溜排着，雪青青的，一律色的“天落盖”。每只盖上，统一有叶型的黄铜片。他那养蟋蟀的工具，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在我们这一带很有名气。当时，我就怀疑这些东西的来路。他父母传给他的？自制的？那时候“四旧”已经扫过好几回了，要觅这些宝贝，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不知怎的，我从小就对这些东西不太喜欢。

　　我记得，在中学时代，我养过一条金鱼。刚买回它的时候，它是金灿灿、胖乎乎的。养了半年，我突然发现它变成白沓沓、精精瘦了。我心里难过，好象很对不起它。难过之后，我还为自己找到了理由：在那半年里，我进了四次医院，有一次还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它没有被饿死，已经要算它命大了。后来，我便把它送给了我最要好的同学唯群。唯群不要，因为他养的都是珍品：红高头。我苦苦哀求，唯群才勉强同意。但事后，他从不提起我那可怜的它。我也不去问他，我怕听到不幸的消息：它早被唯群扔了！

　　“外国人”是警察，他养蟋蟀，在当时的我看来，总有点不伦不类。但，那年风行毛主席像章，他一下子又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也把我对他的那点芝麻绿豆的怀疑，一下子吹得烟消云散。什么像章他都有：最小的一枚只有葵花籽壳那么大；最大的，有语录本那么大。那些东西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一种最最普通的印有毛主席头像的“为人民服务”，据说刚上市可以换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只要“外国人”有空，他总是在胸前别着至少两枚，双手反剪在背后，挺起胸脯，站在那块青石板上，用那犀利发亮的凹眼，来回打量那些过路的人。过路的行人，也向他行“注日礼”，紧盯着他的胸部，直至头颈发酸。不过，这种清闲时刻是很难得的，没几分钟，他的周围便会出现一群小男人，还外加几个大姑娘。于是，他便说：到某某日，他再让大家见识一下某某样的像章……

　　“外国人”的嗓音浑厚，悦耳，又很会说话，一句句妙语联珠，很少停顿。而且话题天天翻新，每次有令人激动的内容。看见他，我脑子里自然而然会浮现出李铁梅的一句唱词：“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盛极而衰，而我又是最早从他身上察觉到这一点的人。

　　几乎天天黄昏，只要他那只柳条藤椅往马路上一摆，附近三十米内正在喝粥吃饭的小男人，就会不约而同加快咽喉部的运动速度，他们怕占不到好位置。大家都爱听他的故事。故事精彩且不说，什么“包公断乌盒”，“长辫子张青”，“上海白癫痢和山东马永贞”…

　　…他说得也道地，嗓音道地，表情道地，兴来时还能拉出几个京剧武生的功架，把见识不多的少男少女们弄得眼花缭乱，似痴如醉。他说到那条神鞭似的长辫在张青头上挥舞，嘴里“呜呜呜”地作着风响，双手把那折扇抡圈摆动，真是高手。不过，我不喜欢他太入神了。因为，这样会使人胆战心惊。当他说到：“屋顶上格楞楞一阵响，腾的，飞来一条白影。那白影被白布严严密密包着，只露出两只鸭蛋大的眼睛，一步一步向前逼来……”说到这里，他那双凹眼就会闪出凶光，紧紧盯住你，一步一步朝你逼来。这时候，胆小的，总会“哇”的大叫一声，跳起直往家门冲去。因此，选择听故事的位置很有讲究：坐得太远，怕听不清楚，坐得太近，怕他进入角色，用眼睛的凶光吓你、逼你，甚至偶然还会吃到一两支“飞镖”，或者尝尝“鬼头大刀”的滋味。有一次，大头一连吃了五支“飞镖”，一次击中门面上，鼻梁都肿了。不过，这也怪他自己不好。因为大头一被带进书情，他的手就会停止不动，忘记“工作”。此刻，“外国人”那双长满又粗又黑的长毛的腿正搁在大头的腿上。那大头常常要扮演“债务奴隶”的角色：为他搓脚丫。“外国人”的那双脚，我在五步之外看见都会恶心和害怕。大脚趾甲又厚又黄，象只田螺壳，小脚趾几乎没有，缩进了脚板里，而且满脚都是粉屑屑的老皮疙瘩……让这样一双脚，搁在自己的大腿上，而且还要你不时伸出用来吃粢饭和抓油条的手指往那缝缝里搓，啧啧，我真为大头感到委屈。不过，他不搓，又怎么行呢？

　　因为大头那时的身份，只怕坐加座也不够格，现在让他坐前排，当然要来点“勤工俭学”。有时候，在头的手势稍为有点散懒，他就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外国人”的脸和嘴就是灵敏度极高的监视反应仪。

　　你看，大头的手势慢了，甚至停了，就是故事讲到最关键之处，“外国人”的嘴巴也会立即不动。人们便知道，大头在偷懒。于是，一片吆喝，甚至一记头拓，使大头又开动了机器。这当儿，总有人充当张龙赵虎的角色……

　　那年，我的小腿刚开过刀，伤疤还没长好。我不敢到处跑，吃过晚饭，见人们把“外国人”围停当了，我才端只凳子坐在外圈，侧转头，伸长耳，静静地听。说实话，这样听故事很吃力，有时风向不好，传来的是只字片语。不过，不要紧，那些中断的空白，可以被我那很出色的想象所补充。因此，这种远距离的传真，对我还是适应的。有一次，天闷热，没有一丝风，我把小凳子稍稍向他们靠近了些。我的动作，早被“外国人”察觉了。他正在讲曹操与袁绍打仗。曹操大败，卷军从许昌出逃。这时，他讲到：“一路上，悲啼千里，哭声遍野——”便朝我瞥了一眼。我敏感，他的眼色里有一丝鄙夷的神色。果然，他说了：“其实，曹操人称盖世奸雄，依我看，他还是妇人之勇，甚至狗屁不通。你看看，那些老弱病残，要他们干什么，还不如统统给我杀了！这样就可以轻装上阵，争夺天下……接着，他便借题发挥，讲起我们的民族。他说，我们之所以落后，就因为人多，不但人多还要保护残废人。古希腊斯巴达克人，就不对残废人怜恤，老弱病残，统统要杀死。说到这里，他不断用眼光逼我。我吓得忙低下头，不敢扭动身子。果然，他对我点名了。他说，比如说象我这种病，在斯巴达克人中就不会存在，因为他们那里，男孩子不满月，就要割”包皮“，包皮一割，流血不止的，就要被杀死……听到这里，我满脸通红心跳不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包皮“为何物，我所以脸红心跳，是因为他太残酷了。他要杀人，要杀我，哼！就在他津津乐道大讲”

　　包皮“为何物的时候，我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听他的故事。

　　我开始对“外国人”产生了敌意和仇恨。不过，要理由十足地恨一个人，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正象我们现在评先进，总要摆上几条先进事例，那时我恨他，也要有几条供我恨的理由和事例，这样，恨起来才会理直气壮，恨得深且透。他那现在我想来有点叔本华和尼采色彩的理论，在那时，我认为还不可作为恨他的理由。因为，那是他随随便使说的，再说，他也不会真的要杀我这样的人。于是，我开始关心起他的一切。他的一切，在当时的我看来确实是很伟大的，是无可挑剔的。因此，有一段时候，我是很伤心的。后来，我终于发现了，他在午饭后，总喜欢穿着短裤随随便便乱睡，而且，每次，我总发现他在熟睡的时候，把手伸进裤裆里……于是，我断定他是个下流坯。

　　我高兴了，再也不为听不到那些很精彩的故事难过了，还有了种不屑与他为伍的自傲感……

　　六年前，当我被那日益严重的疾病弄得心灰意懒，几乎想轻生的时候，传来了他死亡的消息。在上分钟里，我的心绪立即进入到一种经常出现的空旷而深邃的境界里。我想，可以活，就尽量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