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十九

　　有一张，他身穿长袍，坐在杭州灵隐的假山石上，旁边是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哥哥姐姐。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从这张照片看，年轻时代的父亲、母亲都是很富态的，长得也格外漂亮。父亲是四方脸，挺直的鼻梁，小巧的嘴，薄嘴唇，而那个下巴长得尤其出色，方方正正的，显出了气度和意志。可是，从我出世以来，或者说从我懂事以后，在我面前的他们，竟是这样的苍老、憔悴、瘦削、黧黑。这一切，难道不是我给他们化妆的？每当我看见同学或朋友的那些显得年轻而又富态的父母时，我的内心深处总微微感到一丝自责。我是天底下最最拙劣、最最蹩脚的化妆师，命运推派我给他们化妆，实在是我父母的不幸……唉，这辈子，我永远也不能给他们带未更多的幸福了。做这种儿子，内心难道会有片刻的宁静么？

　　那天，我注意到了父亲拿着一只用鞋底线结成的小小的网袋。这准是父亲的杰作。据说，父亲精于缝补，甚至还会做衣服。那些手工活的针迹细密细密，犹如缝纫机踏出来一样。以后，我在家里看见他做针线活，他的手势快而灵巧。完了，把线放在嘴上一咬，“嚓”线就断了。这一切，对一个曾经有过巨款，家里终年保姆不断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奇迹？他手里的那只网袋里，装着一只大号的搪瓷茶缸，很脏的。对了，那天，正下着雨，他穿一双套鞋，鞋上满是泥浆。那茶缸，准是掉进过由泥子的。

　　他默默地注视我，一声不响。我的情况，想是在路上或在家里已经听说过了。他显得安宁、镇静，似乎胸有成竹。我轻轻喊了他一声。

　　那一声，本来应该是热烈的、大声的，带有久别重逢后的喜悦。但是，由于喉咙紧，喊出的声音竟然是微弱、悲凄凄的。我感到鼻子发酸，心里想哭，哭完还想说些其它活，当然不是关于我的病，而是近年来我所遭到的种种冷遇、悲凉、寂寞、委屈。我曾经给父亲带来灾难，将来，靠我的意志和信念或许能给他以报答。可是现在，我即将死了。

　　他把手伸进被窝，拉出我的手，就在这一刻，我又回到了那依稀记得的童年。他把我的手托在掌心里，久久地注视。这时，我看见我的手指端没有一丝血色。他连连眨动眼睛，好象感到问题的严重。他按我的脉，撩起自己的衣袖，低头看着腕上的旧表。号脉完毕，他弯腰从地上提起网袋，拿出那只茶缸，把茶缸里深褐色的水倒入一只小茶壶，然后，托起我的头喂我喝。这期间，他一言不发，带着极度的神秘。我闻到了一种强烈的中药味。我想问这是什么药，可没问出口，一口、两口、三口，喝下去。药汁苦涩而酸，很难喝，灌进喉咙，都能把喉咙拉出毛来。他的那只破茶缸，使我想起了连环画里常看到的挂在老神仙拐杖上的葫芦……

　　不到一刻钟，我又吐了，连同那些深褐色的药汁。吐停后，父亲还让我喝，我不假思索地再次喝了。吐了又喝，喝了又吐，一夜四次。

　　父亲的药没有缓和我的病情，我觉得无望了。救星消失了。一连两天，父亲走马灯似的来回于医院和家里。回家，他熬药，然后来医院喂我。我刚喝完药，他又匆匆回家……两天里，他突然消瘦了，眼睛却显得更亮。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又犯了。我听母亲说，父亲是容不得失败的。一失败，他就会发急。他对成功的渴望是急切的，为了成功他甚至不惜手段。果然，他给我喝药的次数更勤了。当然，我吐的次数也更多。后来，母亲对他无止境地给我喝那些墨墨黑的药汁有意见了。她不许他给我喝。她说，她不知道那些药里放了些什么东西，何况，他又不是什么医生，万一，病更重了岂不要招医生的怪。不过，父亲是乖巧的，医生或护士在的时候，他是决不给我喂药，可医生、护士不在的时候偏偏又这样的多……那药，我真不想再喝了。

　　母亲和父亲吵了，在病房外，轻轻地。我是在父母的无休止的争吵声中一点点长大的。争吵，都是为了我的病。父亲脾气暴躁，一发脾气就摔东西。而母亲的性格是刚强的，认准目标，九牛也拉不回头。

　　母亲历来相信医生和医院，后来因为穷才不得不相信一些偏方什么的。

　　父亲从来不相信医院，他相信的只是自己。他总认为我家有深厚的医学家渊，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讲：某年，我祖母头痛，说是得了脑膜炎——那正是日本人时代。日本人最怕脑膜炎，如果被日本人发现，要硬拖去活活烧死的。后来，祖母就是靠一味偏方：萝卜汁拌冰片，每天滴鼻三次，治愈了。父亲似乎因此而鼓舞想在我身上创造奇迹。他用针灸、火罐给我治“关节炎”，我那病其实是禁忌针灸的。可他不管，肿退了，他又扎，扎了，脚又肿；我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剧痛，满怀信心，积极配合他治疗。我的毅力和意志，恐怕就是在那时锻炼出来的。这，当然是件好事，是要感激父亲的。但是，我的左踝关节因此遭到了彻底的毁坏，以至于比右小腿细了五公分。

　　就在我病情恶化到似乎无可救药的那天清晨，父亲突然提出要我出院回家。我知道，那是隔天他和母亲一次激烈争吵的结果。那天查房，医生把每天的200CC鲜血增加到了400CC.这次，医生的口吻是果断、严厉与不容分辩的。因此，我彻底绝望了，我不想输这么多的血。

　　所以，在父亲告诉我他的那个决定的时候，我就哭了。于是，我吐得更厉害了，甚至还多次昏厥。我简直有点恨父亲了。母亲沉默着。她这沉默是表示理解还是反抗，我不知道。大姐慌慌张张地赶来了。从她输给我400CC鲜血以后，我没有见过她。她的脸瘦了一圈，眼睛红肿几乎眯成了一条缝。可以想象，在养病的日子里，她一刻也没有平静过。她始终在惦记着她的小弟弟。大姐的脾气既象父亲，又象母亲。

　　她坚决不同意我回家。可是，父亲坚持要我回家。走廊里已没有他们商量的地方，因为他们动不动就走火，一走火，医生就要干涉。于是，他们就在我的床边开了“谈判”。

　　“要死，就死在家里……”父亲说。“你这是不负责任，你没有尽职，以后，你要后悔的！”大姐严厉地说。“到头来，人财两空，谁负责！”父亲的口气更严厉，“你不看看你的娘，她也怕要死在这里了。回家，我不会让他等死，自己的儿子，我会……”父亲的眼圈红了。“要死，就让他死在这里，这样，我们也对得起他！哪怕卖尽家里所有的，也要……。现在，我就回去……”大姐抽泣着，夺门朝外冲去。母亲拦腰把她紧紧抱住了：“你，你别……”母亲的嗓音硬咽着，但是，她没有哭出来。接着，就是沉默，大家都没有开口。这沉默，意味着一次更大的冲突。母亲扶大姐在我的床沿边坐下，大姐低着头，眼睑下垂，象在仟悔，又象在祈祷，更象在思索，准备进行更猛烈的进攻。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劣质香烟，狠命抽了一口。他被烟呛住了，要咳，还是被他忍了。他看看其他床上的病人，狠命地把烟揿灭了。母亲靠在我的床边，目光呆视着一晃一动的窗帘。

　　很久很久，父亲突然打破沉默，轻声地说：“让弟弟说吧。”大姐、母亲、父亲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脸上。到了我选择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了！这时，我的头昏昏的，但我有个感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恨，恨父亲！这么严峻的难题，他为什么要我来解答！这难题，难道是我解答得了的吗？……我看看母亲，母亲的眼神是麻木、疲乏的。我看大姐，大姐的眼里充满着渴望、鼓励。我看看父亲，他的眼睛晶亮，似乎生发出一束光来……不知怎样，我忽然想起母亲，想起以前母亲背我走过的那条很长很长的通道。那通道，多么阴森，而母亲的肩又是这样的枯瘦。于是，我说：“我要回家！”

　　大姐哭了。母亲好象从梦里惊醒，她微微抖索了一下身子，眼里透出慈母常有的那种神情。那神情，是悲哀的，又是欣喜的。我后悔了，我是不该回家的。回家就意味着死啊！同时，我听见父亲在轻声咕哝：“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刹那间，我感到我在鄙视父亲，鄙视父亲的粗鲁。这句话是能在这里说的吗？！

　　回家，家里就是我的坟墓；我要死了，死在家里。从父母亲去和医生办交涉的那刻起，我反反复复默念着这句话。大姐背对着我，在抹眼泪。看着大姐微微抽动的双肩，我委屈，深感对不起她。于是，我用被子蒙住头，哭了。眼泪流尽了，忽然，我的心底萌升起一股蛮劲，不能哭，人都是要死的，不能死得被人可怜可笑。于是，我抹干了泪水，掀开被子，问大姐：“我们现在就回家？”奇怪，我的语调竟会这样平静。我的目的是想把大姐从悲痛中拯救出来。我的目的达到了。大姐抹去了泪水，欣喜地点点头。可能她以为，她的弟弟是情愿回家的。或许，为此我的内心得到了一种补偿，变得轻松了起来。

　　医生勉强同意我出院，条件是要父母写保证书，保证“死在家里或路上概不要院方负责”。父亲写了足有两小时，而那保证书的内容连他的签名还不足三十个字……

　　父母亲要求医院再给我输400CC鲜血，输完血，我回家。那是个秋雨连绵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