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二十二

　　尽管父亲在晚年变得孤独、怪僻、多疑、胆小、爱发脾气、斤斤计较，但他毕竟给了我许多。父亲对我馈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他愿意给我的，有些，他深藏着的不愿意给我。但是，他毕竟都给了我。今天，我所以有这样的性格，那是父亲给我浇铸的。尽管浇铸的过程痛苦，甚至残酷，是我不愿接受的。

　　中学时代，我的敏感几乎成了病态。在班里，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总感到自惭形秽，因此终日躲躲闪闪，沉默寡言，象个小老头。同学中间，除了我座位斜前方的那位早熟的象小阿姨似的漂亮的大个子女同学以外，和我谈得来的，都是些谨小慎微、敏感的小个子男同学。这些人，有些是由于家庭窘迫、穷苦，有些则和我一样，从小身弱多病。我们象一群小老鼠，躲在角落里嘁嘁喳喳，彼此斗几句嘴，偷偷交换书籍，放在桌台下静静地看。我们不太留意谁和谁打架，谁跟谁“敲定”，更不留意教室里的玻璃窗——即使玻璃窗被统统敲破，西北风直吹头颈，我们最多缩缩脖子、紧紧身子，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看自己的书。我记得，当时我的课桌的台板上，有一块手表大的洞。原来是个木节疤，不知被谁用刀挖去的。我充分利用那个小洞，把小说书摊在台板洞里，不露痕迹地慢慢欣赏。我的办法很灵，那些好朋友羡慕得要死。于是，他们也去找有节疤的课桌。不过，他们的努力终归失败。他们找来的课桌，不是节疤太小，就是那节疤还没被挖去。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节疤，只有一条狭狭的缝。有缝隙的课桌是不能用的，透过缝隙看书，眼睛是很吃力的。坐在我后面的唯群，干脆找了一只只有半块台面的课桌。不过，他不敢用，因为，那书刚探露出头，站在讲台前的老师就能一眼看见。那时候，多数老师不爱管闲事，只要学生不吵不闹，不出他的洋相，就和他们“和平共处”。

　　这些老师，对我们这些小老鼠式的学生，既不喜欢，也不讨厌。而颇爱管事的老师也有，这些老师，我们看见是怕的。于是，在这些老师面前，我庆幸我有了那块“节疤”，它给我带来了舒适和安全。

　　那天，刚上完第二节课，班主任突然走进了教室。不是他的课，他来了，不会有好事。果然，他把门砰然关上，站在讲台前，重重拍了一下讲台。同学们都被吓懵了。静默片刻，老师忽然喊了声。“拿钢笔的同学，乖乖地把钢笔交出来，否则……”。“否则”什么，他没有说。“否则”以后是什么，他不说，比说出来还令人害怕。老师在“否则”之后，说明了事由。原来，第一节课下课，坐在靠窗那排的女同学，放在台板洞里的钢笔不见了。这准是谁拿的。班主任是严格的，他很想搞好我们这个班级，使之不受社会上歪风邪气的影响。

　　现在班级里有窃贼，那还了得！

　　老师在讲台上抿住嘴，用炯炯的目光，在全班同学的脸上扫来扫去。我知道，他是在打心理战。他是师范学校的高材生，而师范学校开有心理学课。

　　老师要每个同学挺起胸，把手放在背后——把手放在背后，我只在小学里放了两年，以后，就从来没有放过。现在，又要把手放在背后，我既觉得可笑，又觉得奇怪。老师要所有的同学抬起头，他要用目光扫视他们。每个同学，不管男女，都照此办理。我看前面三排的同学，大家都这样做了。个个正襟危坐，人人一丝不苟，我也不禁挺了挺胸。老师的目光第一次在我脸上扫过，我感到，他的目光里似有棉花絮，叫那毛孔微微发痒。老师的目光第二次在我脸上扫过，我感到他的目光里有一股微量的直流电。第三次，老师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扫过，我觉得，他的目光象一条刺毛虫。老师的目光第四次扫过，我觉得他的目光象探照灯，在探照灯下，我的脸，轰的烫了起来。这时，我感到，那探照灯在我脸上逗留了约有十秒钟。这十秒钟的探照灯，照得我快要融化了。我看见，我全身的血液象深夜里看见灯光的鱼，全朝发光处奔来……当时，我没有带镜子。即使没有镜子，我也觉得我的脸是红的。而且红得发紫。我慌得手心都出了汗。我没有偷过任何东西。别说钢笔，就是别人的大头针，我也没有拿过一根。我对自己说。可是，没有用，我心皇这样想着，而平时那看不见的血，还是随着号令，直往脸上涌来。这号令，也不知道是谁发出的。这时，我忽然想到了父亲。还想到了梁国良，想到了那个“外国人”……我努力说服自己，和自己评理、争吵。可是，没有用，我的脸仍然发烫。

　　以后，我的脑子就乱七八糟的，一片昏昏沌沌。

　　由于失血，我的脸孔显得苍白，再加上里间的光线又给我毫无血色的脸上涂了点什么，使得我变成了阴曹地府里的冤死鬼。老师走进里间，坐都不敢坐，只是反反复复讲一句话：“嗯，保重，请保重，有病要看，有病要看，不看不好，不看不好。”然后就道别了。后来，我康复了。那天去学校，还没进校门，路上有的同学就问我了：“你没有死啊？”“哟，你活过来了，用什么治疗的，针灸？”当时，风行针灸，不管什么奇迹，人们都归功于针灸：治聋哑、割肿瘤、疝气开刀，都是针灸的功劳。同学们这么一问，我就不高兴了。我问他们，谁说我已经死了。“X老师”。众口一词。乍听，我真想冲到学校，要那老先生为我恢复名誉，后来，同学们告诉我，那天，课上到一半，那位罗里罗嗦的老先生突然走进教室。他在讲台前一站，用极其沉痛的语气喊了声：“同学们，我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那时候，同学们虽在上课，其实都在乱哄哄地打打闹闹，讲废话，了下来。他们以为，又有一颗巨星陨落了——其时陈毅元帅刚逝世不久。同学们静了下来，那位老先生便用无比悲痛的音调，用读悼词的速度，叙说了他的那次探望。当他提及了我的姓名，同学们喧哗了，好象上当受了骗。听同学说到这里，我想，这是老师故作惊人之笔，有点哗这位好心的老师淌眼泪了，多数女同学也都哭了……同学说到这里，我对他们嗤之以鼻，甚至差点捧腹大笑。什么树皮野菜，我又不是红军！

　　那碗里是我喝剩的药渣。父亲总是不肯把药渣滤干净！我没有对那些学舌的同学解释。老师，还有那位可能在偷偷爱着我的大个子女同学，真会淌眼泪，这毕竟是件不容易的事。我警告自己，我要永守这个秘密，他们的眼泪表示着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爱意啊！他们曾经对我这个脆弱的生命寄与过爱，这，怎么不使我感激呢！可是，从此以后，在全班面前，我更不敢出头露面了。人家差点给你送花圈，你还神气什么哟。

　　又盼又怕的毕业分配终于来临了。七三届分配，还有什么软硬档。

　　倘若我没有病，就属于“软档”。很有可能去农场或农村。但是，毕工组如果了解我的病情，则又可能揪住我的病，取消我的分配资格，那就更糟了。那些天，家里人都在为强调还是隐瞒我的病，左右为难，紧张得神经差点绷断。现在想来，生命真是在千钧一发之间。如果我被取消了分配资格、在家待业的话，那么，我准会活不下去的。母亲是爱我的。但是，她那与环境一起日益变坏的脾气，不会允许她终日对我慈眉笑眼。她一定动不动就会骂我，甚至打我。当然，母亲每次向我发脾气，骂我或打我，事后，她总是要后悔的。表面上，她似乎对我这个最小的儿子的死活无所谓。其实，她常常会偷偷躲进马桶间里为我落眼泪，尤其当她把我的胳膊或背脊拧得都是乌青块的时候。

　　母亲要是个知识妇女，或许会把那些不顺心的事紧紧捂在自己的心里，不会给她那个已经够痛苦的儿子，再添上些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了。